最近，我在Zoom上和其他記者與學者一同進行了一次研討，旨在討論美國社會日益兩極化的問題。有一次，一個人說：「如果我想發明一個公共平台，目的是破壞公民對話並導致社會分裂，我不能比創建推特（Twitter）的那位做得更好。」一位受人尊敬的女記者，經過近一年的努力了解了社交媒體的運作方式後，表示同意他的觀點。
我相信他們是對的。但我也不認爲社交媒體會因此消失，因爲它們也帶來巨大的好處。它們深深地扎根於我們的內心——尤其是年輕人的心裡。所以基督徒不能忽視社交媒體，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開始了解社交媒體。
有一本書對這個目的很有幫助，那就是杜克大學社會學教授克里斯·貝爾（Chris Bail）的這本《打破社交媒體棱鏡：如何讓我們的平台不那麼兩極化》（Breaking the Social Media Prism: How to Make Our Platforms Less Polarizing）。這不是一本屬靈書籍——它是一部社會科學著作，但是它所論述的發現對基督徒如何進行自我管理和消費社交媒體有重要意義。而且，事實上，他所提出的許多原則都與基督教倫理一致。
亞馬遜網站對這本書的簡介是這樣說的：
在這個日益孤立的時代，像臉書（Facebook）和推特這樣的平台是我們了解彼此的重要工具之一。我們把社交媒體當作一面鏡子來解讀我們在社會中的位置，但正如克里斯·貝爾所解釋的那樣，它的功能更像是一面棱鏡：它扭曲了我們的身份，賦予了追求地位的極端分子權力，並使溫和派幾乎不可見。《打破社交媒體棱鏡》挑戰了關於迴音室（echo chambers,）、外國錯誤信息主張和激進算法的常見神話，揭示了政治部落主義的解決方案就在我們內心深處。
《打破社交媒體棱鏡》爲加強我們的社交媒體聯繫提供了數據驅動的建議，展示了如何在不退出社交網絡的前提下向在線兩極化發出反擊。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40頁。
下面是我認爲基督徒可以從這本書中學到的東西。
貝爾從社會和政治兩極分化的問題入手，探討社交媒體如何促成了這一現象。常見的答案是：算法使我們處於回聲室或氣泡中，我們只聽到來自自己這方的新聞和意見，這就促成了分裂和極端主義。但貝爾指出，研究表明，恰恰相反，每天接觸反對的政治和文化觀點（而不僅僅是這些觀點的粗魯或尖刻版本）只會讓人們的觀點更加堅定，甚至更加極端。經常聽取相反意見的人並不會因此調整自己的觀點變得更加平衡或溫和，因爲對許多人來說，社交媒體已經成爲他們策劃自我的地方。因此，他們會把反對意見視爲對他們身份的攻擊（31頁）。
查爾斯·霍頓·庫利（Charles Horton Cooley）解釋說，「我們通過觀察其他人對我們所呈現的不同版本的自己所做出的反應來發展我們的自我概念」（49頁）。庫利認爲，人類並不那麼需要自我形像，相反，我們的自我形像和身份主要來自外部的眼睛在我們身上看到的東西和外界的聲音對我們的評價。
庫利的「鏡中自我」概念與《聖經》中的教導有一些真正的相似之處，即我們是按照上帝的形像被造的，我們被造是爲了反映神的形像。就像鏡子不能產生光線，只能反射光線一樣，我們也需要外界的驗證，我們不能驗證自己。
過去，大多數人的身份認知來自他們對神、對家庭、對鄰里和對國家的服務是否良好。身份的形成是通過（1）發現我們的家庭和鄰居對我們的期望，（2）得到關於我們行爲的積極和消極反饋，以及（3）根據這些期望重新安排我們的生活，這樣我們就可以從我們面對面相交的共同體定期得到確認和肯定。
但在我們現在不斷搬遷、個人主義、主張「治癒」和技術驅動的文化中，我們已經越來越多地脫離面對面的共同體。同時因爲社會的日益世俗化，上帝和信仰不再作爲身份認同的手段。我們的關係變得單薄，我們的身份也更加脆弱。儘管現代治癒文化告訴我們要向內看，自己創造自己的身份，自己驗證自己，但許多領先的思想家（主要是查爾斯·泰勒）已經表明這是不可能的，我們是不可簡化的關係型生命。
那麼，社交孤立、自我形像脆弱的人如何能找到他們所需要的肯定？社交媒體已經成爲我們控制自我展示的環境（你不必每天與人面對面地生活），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獲得這種展示的回饋（51頁），然後不斷校準和策劃我們的身份，以便從我們選擇的（和盡可能大的）的共同體獲得肯定。
所以社交媒體主要不是爲了在公共領域討論某個想法。這些想法不過是定義自己和發出屬於某個群體信號的方式罷了，也是通過把他人與你所反對的群體聯繫在一起並且給他們分配身份的方式。這就是爲什麼我們說社交媒體完善了惡意解讀的藝術之原因，社交媒體給我們空間以最不道德的方式解釋一個人的話——沒有努力去理解其論點的最佳形式，也無意對其作出回應。相反，社交媒體的目的就是把思想者與可恥的、與自己對立的「外圍群體」聯繫起來。
當然，這絕不是社交媒體上進行討論的唯一方式，但我相信貝爾是對的，這些是最常形成對話的動力。社交媒體的公開討論是一種手段，目的是在一種已經破壞了原本可以完成這些功能的舊有方式的文化中，實現身份形成、地位尋求和社會聯繫（53頁）。
貝爾從中觀察到兩個實際結果。
社會媒體推動了極端主義，並使溫和派的聲音幾不可聞。它們放大並加強了左右兩極政治與文化的聲音，而扼殺了中間派的聲音。
一、社交媒體推動極端主義
貝爾客觀地定義了「極端派」和「溫和派」。社會學家對美國民眾的政治和文化觀點有一個相當好的了解。因此，當貝爾說到有「極端」觀點的人時，他看的是數字，他指的是持有保守派或自由派最極端觀點的那5-10%的人。
貝爾指出，6%的推特用戶製造了整體推文數量的20%和所有論及國家與政治推文的70%——而這6%的人主要來自極端派（76頁）。這並不令人感到驚訝。然而，具有啓發性的是貝爾對這麼多在互聯網上採取喧囂和極端立場的人所進行的研究得出的結果。
首先，研究表明，那些採取極端立場的人具有厄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n）所說的「被寵壞的身份」。在現實生活中，他們的生活並不好，極端主義者「往往在他們的線下生活中缺乏地位」，並經歷過邊緣化（56也）。
第二，他們在網上的形像往往與他們在線下生活中的個性大相徑庭，也就是說在線上他們更有攻擊性（56頁）。
第三，他們通常強烈反對別人認定他們爲極端主義者（儘管他們在5%-10%的比例中）。當然，這可以理解——被視爲一個廣泛光譜末端的一小撮人或邊緣的一部分，令他們覺得自己得不到太多信任。所以他們會誇大自己的人數，同時也誇大對立極端的力量和人數。這就消除了光譜的形像，以兩支軍隊的形像取而代之，中間剩下的是一小部分沒有加入任何一方的懦夫。爲了加強這種形像，極端派更喜歡攻擊自己這一方的溫和派。通過攻擊溫和派是無原則的妥協者或另一方的隱祕成員，他們可以給人建立這樣的印象：他們要捍衛的文化不是一個光譜，而是善與惡之間的鬥爭，而他們自己是將來的主流得勝者，藉此他們再社交網絡上獲得權力（64-65頁）。
這樣，社交媒體就幫助極端派創造了一個被嚴重扭曲的社會畫面，以此來策劃一個與現實生活中的自己不同的自我。這就是爲什麼貝爾把社交媒體稱爲「棱鏡」——一種扭曲我們對個人和社會看法的東西。
二、社交媒體讓溫和派失聲
溫和派被定義爲和大多數人持有相似政治和文化觀點的人。除了推動極端主義，社交媒體還使溫和派在公共領域裡失聲。它們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
首先，由於溫和派往往是具有更強線下身份的人——他們取得了更多的成功和社會地位，可能擁有更多面對面的共同體——他們的互聯網生活有可能令他們的真實生活遭到消弱。極端派只能在網上獲得地位和歸屬感，而溫和派則（正確地）擔心說出一些會激怒他人並危及其事業或關係的話語因而保持沉默。因此，社交網絡一方面讓極端派脆弱的身份得到大量的掩護，另一方面給溫和派的身份帶去了威脅。
其次，由於社交媒體是一個扭曲的棱鏡，溫和派往往得到從中的印象是：中間派正在消失，所以說話也沒有用。貝爾認爲，雖然「虛假極化」（即「高估自己與其他政黨的人之間意識形態差異與人數的傾向」，75頁）大大增加，但政治觀點的分佈並沒有多大的變化。從統計上看，政治溫和派（或混合了 「自由派」和「保守派」觀點的人）並沒有萎縮。
第三，正如我們所見，溫和派經常受到巨大的惡意攻擊。極端分子需要這樣做，以創造支持他們所選身份的政治現實形像。溫和派發現他們的觀點要麼被惡意解讀（以最糟糕的方式解讀溫和派的立場），要麼因爲被賦予一個他們不承認或不擁有的社會立場或身份而受到攻擊。例如，「你其實只是……（你可以替換爲『白人至上主義者』或『文化馬克思主義者』」或「作爲X，你無權對Y說話或談論Y。」
讓我們總結一下我們所學的。首先，由於社交媒體助長了極端主義，使溫和派失聲，它們成爲創造身份的地方，而不是交流思想的地方。第二，因爲網上的極端主義扭曲了社會現實（它是極端的），而且網上的角色往往與個人現實相脫離，「社交媒體的棱鏡不可避免地扭曲了我們看到的東西，對許多人來說，它創造了一種自我價值的妄想形式」（66頁）。
這些都是嚴重的問題，因爲社交媒體將自己作爲新的公共廣場——這取代了字面意義上的公共廣場集會、市政會議、報紙和印刷出版，成爲當代思想交流和辯論的場所。不僅如此，記者和學者們也認爲自己是這樣的，他們在社交媒體上都有大量的代表者。因此，連最強大的文化守門人都認爲社交媒體向我們展示了社會和個人的現實，儘管研究（和許多人的直覺）顯示了它們正在歪曲這些東西。
應該怎麼做呢？在他的最後兩章中，貝爾謹慎地回應說，簡單地認爲社交媒體會崩潰，且會有更健康的東西取代它們，這樣想是不現實的。他表明，那些發誓不再使用社交媒體的人最終還是會回到社交媒體上。
相反，他提出了非常實驗性的想法，即如何創建一個社交媒體平台，使人們在這個平台上可以真正地就觀點本身進行辯論，而不是設計自己的身份（見第九章，「更好的社交媒體」）。他的想法有很多優點，我們應該支持他和其他試圖創造這樣一個空間的人。基本任務是這樣的：創建一個平台，在這個平台上，「喜歡」的計數器由另一種計數方式取代，這種計數方式獎勵那些承認雙方共有價值觀、並以對手也認可的方式陳述對方立場的帖子（129）。這樣一個平台將獎勵和提升雙方都認爲公平和有理的帖子。
這樣的一些建議對基督徒來說是很有吸引力的。我們能不能創造一個可以辯論和討論宗教、文化和政治觀點的空間，同時避免當前社交媒體帶來的歪曲？看起來我們可以。
在第八章中，貝爾提出了幾個原則，他認爲這些原則在社交媒體中能夠帶來說服，而不是兩極化。我確定這五個原則在《聖經》中有一些不可思議的相似之處，我只能順便指出。它們是：
第一，長時間認真傾聽。
見雅各書1:19：「你們各人要快快地聽，慢慢地說，慢慢地動怒」。不要想著馬上就回覆，而是跟隨並傾聽一段時間。盡量看到別人觀點的最佳之處，這樣你就能從他們所說的內容中找到一些有價值的東西。
第二，使用他們自己的詞彙和權威。
見使徒行傳17:23和28節。在使徒行傳17章保羅對斯多葛派和伊壁鳩魯派哲學家的演講中，他引用了他們自己的思想家埃庇米尼得斯（Epimenides）和阿拉託斯（Aratus）。在約翰福音1:1中，福音書的作者也使用了希臘哲學術語「邏各斯」（和合本翻譯爲「道」）。
第三，在你批評他們的同時，同意他們世界觀裡面的東西。
見使徒行傳17:29與哥林多前書1:22-24。「使用建立在你試圖說服之人的世界觀裡和你產生共鳴的論據」（110頁）。與其說「我是對的，你是錯的」，不如說「你相信這個。很好！但爲什麼你不相信那個呢？那似乎是很有道理的。」注意保羅在使徒行傳17:29中是如何做的，他爭辯說（經過改寫）：「如果像你們自己的哲學家說的那樣，上帝創造了我們，他怎麼可能像我們創造和敬拜的偶像那樣？」也請看他是如何向猶太人和希臘人介紹福音的：識別並肯定他們的文化目標，挑戰他們看到自己正在偶像崇拜式地追求這些目標，然後重新引導他們在基督裡實現他們最深的文化願望。
第四，願意進行自我批評。
見馬太福音3:2：「你們應當悔改！」這是施洗約翰說的。不要爲你或你的政黨或部落的一切言論或行爲辯護，不要死在每一個山頭上。
第五，放下你的想法和身份之間的聯繫。
見提摩太後書2:24-26。不要把你的觀點變成你的身份，以至於任何不同意見都覺得是對你本人的攻擊。在這裡，我擔心我們更多地在看到基督徒「效法這個世界」（羅馬書12:2），讓社交媒體的棱鏡鑄就他們的身份。
基督徒的身份不是一種表現——它是因上帝不變之愛的而白白賜下的，基於基督完美工作這一救恩基礎。這就是爲什麼保羅可以說「我被你們論斷，或被別人論斷，我都以爲極小的事；連我自己也不論斷自己。我雖不覺得自己有錯，卻也不能因此得以稱義；但判斷我的乃是主。」（林前4:3-4）
看看保羅是如何不因別人對他的看法而感到憤怒或洩氣的。因爲這不是基於他的自我評估，耶穌代替保羅接受了審判，現在他可以知道神在基督裡接受了他（見羅馬書全書）。
保羅（也包括耶穌）可以對對手說得很尖銳，但這絕不是出於憤怒或失落，或因爲自己的身份受到威脅。然而，基督徒經常被吸進社交媒體形成的部落，讓棱鏡給他們分配一個扭曲的身份。但正如保羅所說，我們擁有深刻的安全身份和自我價值的資源，使我們能夠對對手溫和或尖銳地說話——不是基於我們的憤怒或受到多大的冒犯，而是基於他們對真理的需要。
我不相信基督徒可以暫時逃避社交媒體。耶穌說，當基督徒因其不尋常的愛而受到關注時，世界就會知道他是從父那裡來的（約翰福音17章；約翰一書），但我們離因爲社交媒體中的愛而與世上其他人完全不同還有很長很長的距離。
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基督徒在互聯網上以他們的愛而聞名？他們是否可以參與重建新的公共對話空間，在其中我們可以自信地展示我們的信仰，同時仔細而謙卑地傾聽我們的批評者？
是的，我們可以。但我們會嗎？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生活（Life in the Gospel）季刊，福音聯盟英文網站蒙允轉載：Can Social Media Foster Persuasion (Not Polar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