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有機會與一群基督徒家長對話，他們對日益世俗化的社會感到擔憂。他們渴望回到一個沒有所謂「文化基督徒「的時代，這樣不受世俗影響的「真正基督徒」能夠以反文化的方式活出信仰。
許多家長似乎認爲基督教受文化影響是最近才開始的現象，而且今天基督徒面臨的挑戰與教會歷史上的任何挑戰都不同。但是事實上，一直以來，基督徒受文化的影響似乎比受信仰的影響更大。
《早期教會中的文化基督徒：希臘羅馬世界基督徒的歷史與實踐入門》（Cultural Christians in the Early Church: A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s in the Greco-Roman World，中文名暫譯）旨在揭開一些關於教會歷史的神話。作者納迪婭·威廉姆斯（Nadya Williams）指出，教會最開始的頭五百年，當時的基督徒與今天的信徒一樣，也很容易屈服於文化的試探。他們面臨著許多與我們今天相同的文化壓力。
美國亞馬遜網站對本書的介紹如下：
早期教會中的文化基督徒：對希臘羅馬世界基督徒的歷史和實踐介紹
納迪婭·威廉姆斯 著
今天的基督徒常常認爲「文化基督教」是一個現代概念，而且最有可能出現在基督教文化占主導地位的地區，如美國的「聖經地帶」（Bible Belt）。本書所講述的故事駁斥了這兩種假設。作者認爲，在早期教會時代，文化基督徒是常態，而不是例外。本書以不同類別的罪爲組織原則，探討了在羅馬帝國的希臘羅馬文化環境下，最早接受基督教的人在忠心生活時所面臨的文化挑戰。
宗德萬學術出版社（Zondervan Academic） ，256 頁。
希臘羅馬文化歷史學家威廉姆斯認爲，文化基督徒「自認爲是基督徒，但他們的外在行爲以及（就我們所能判斷的而言）內在思想和動機在很大程度上受周圍文化的影響，而不是受基督教信仰和耶穌教導的影響」（xiv）。
在古代世界，文化基督徒與我們一樣，在許多領域裡都有掙扎。正如新約聖經所明確指出的，基督徒很難做到忠心。早期基督徒將財富、食物、外表、性關係和愛國主義作爲偶像，而同時又聲稱自己是基督的追隨者。
我們很容易把這些文化基督徒，無論是過去的還是現在的，都當作是僞君子，因爲他們沒有真正信靠基督。有些自詡爲基督徒的人被文化所迷惑，其實他們並不是信徒（約壹 2:15），但威廉姆斯並不看重這些人是怎麼稱呼自己的。在書中，她把那些掙扎於文化中普遍的罪裡的人稱爲「信徒」和「基督徒」。她認爲，他們屈服於文化壓力，這不關乎得救，而關乎成聖。他們之所以掙扎，是因爲追隨周圍的文化比以反文化的方式活出自己的信仰要容易得多。
但威廉姆斯也承認，對於那些渴望跟隨文化潮流勝過渴望跟隨基督的人來說，他們的信仰其實非常危險。一些曾經聲稱跟隨基督的人會因爲不想放棄文化而拋棄基督。正如威廉姆斯所承認的，「事實證明， 有時，來自文化的試探......比福音的反文化群體更有吸引力」（63 頁）。所有基督徒所面臨的挑戰都是，治死跟隨文化的罪，轉而追隨基督。
威廉姆斯寫這本書的一個目的就是爲新約聖經提供歷史背景。她十分熟悉古羅馬文化，她提供的背景信息讓整本書大放異彩，這些背景信息照亮了基督教歷史，對牧師和教師會很有用。
例如，威廉姆斯在講述亞拿尼亞和撒非喇的故事時，讓我們了解了古代猶太人和羅馬人在處理財產方面的習俗。《使徒行傳》第 5 章中記錄的這對悲慘夫婦的行爲反映了羅馬人的「公益捐助」（euergetism）文化。這種制度包含著行善以期望捐贈者得到榮耀的想法。亞拿尼亞和撒非喇並不是特別邪惡；他們只是被文化所束縛。雖然上帝最終讓他們爲自己文化上的罪負責，但有了這個背景，他們的故事就另有一番味道。
教會歷史上的其他故事，配上相應的背景介紹，也煥發出新的光彩。威廉姆斯認爲，三世紀的兩位殉教者佩爾佩圖阿（Perpetua）和費利西提（Felicity），她們的殉道說明了基督教的反文化一面。在教會中，姊妹們除了能生兒育女之外，還被賦予了其他價值。我們之所以看到這一點，是因爲這兩位姊妹的故事顯示了她們屬靈上的成就，受到教會領袖的讚美。所有姊妹，無論單身還是已婚，都是神家寶貴的一份子。這與羅馬社會歧視女性的態度截然不同。
不過，威廉姆斯表明，在不斷變化的社會中，教會很難保證觀點的應用始終如一。威廉姆斯提醒我們：「然而，不變的是教會的呼召是要服事所有基督徒。這種服事包括用上帝的眼光而不是我們自己的眼光來看待每個基督徒的價值。」（103 頁）
威廉姆斯清楚地表明了她的目標：從早期基督徒的錯誤到 「當今教會中受文化影響而犯下同樣的罪」之間有一貫的連續（xxvii）。每一章都以現代文化與古代文化要求之間的相似處收尾。然而，她舉的許多例子都表明了她的文化或政治偏好。威廉姆斯在貨幣和監管問題上傾向於自由派的做法，雖然沒有明確的妥協。她的一些當代應用偏離了她作爲一位歷史學術研究者的身份。
例如，基督徒應在經濟上慷慨解囊，威廉姆斯將這與肯定美國徵收更高的邊際稅率聯繫起來。她認爲，我們應將國家管理的社會項目視爲「準教會事工的一種」（20頁）。雖然非緊急對外援助的有效性值得懷疑，但她說，那些反對這種援助的人 「就像異教的羅馬人」（20 頁）。同樣，僅僅因爲基督教保守派反對政府某些有爭議的社會項目政策，她就認爲他們跟隨了自己的派系文化（103 頁）。
她處理這些問題的方法讓人無法與之開展爭論，她常常直接從聖經原則跳到首選政策，而不考慮有多種方法可以體現聖經原則。聖經教導我們關心窮人，這並不意味著每一個旨在進行財富再分配的政府計劃都敲上了「聖經許可」的圖章。我們要關心窮人， 但我們也要考慮這些政策的後續影響，以及它們如何可能造成新的、不良的社會後果。
雖然我不同意威廉姆斯的某些選擇，但她列舉的例子讓我暫停片刻，審視自己的負面反應。更多時候，我和她的分歧來自我的文化或政治偏好，而不是更深層次的神學理念衝突。威廉姆斯的書表明，我們都傾向於從特定的文化視角來看待當代問題，而這種視角並不總是符合聖經的。
《早期教會中的文化基督徒》爲早期教會歷史提供了有益的背景。我們無法回到某個時代的教會，在那裡找到完美無缺的符合聖經的教會。威廉姆斯說得很對，「那種認爲過去的教會全然聖潔、無可指摘的說法，實際上是一個神話」（200 頁）。相反，所有基督徒，不管他們的文化偏好如何，都應該期待即將到來的上帝之城。
譯：變奏曲；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Culture Influences Every Christi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