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爾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1854-1921）曾發表過一系列講座，旨在探究困擾現代思想的核心問題。在這些講座中，他指出現代生活中的許多弊病可以歸因於人們試圖將信仰與知識割裂開來。值得注意的是，巴文克認爲這一問題的根源並非始於現代社會的興起，而是有著更爲久遠的歷史。他最終在改革宗傳統中尋得解決之道，特別是新加爾文主義所倡導的整體性思維方式——這一點或許在意料之中。
巴文克在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Fre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任教初期發表了這些演講，後來這些演講被整理成《當代教義學的主要問題：論信仰、知識與基督教傳統》（The Foremost Problems of Contemporary Dogmatics: On Faith, Knowledge, and the Christian Tradition）。這些內容很可能寫於 1903 年至 1904 年間。雖然完整手稿至今未出版且未完成，但講座中的歷史部分相對完整。在這一歷史部分的最新英譯本中，讀者將找到他們所期待並喜愛的這位荷蘭改革宗神學家的特點——對各位思想家的細緻描述與分析，將改革宗教義學應用於晚期現代議題的敏感回應，以及對自身歷史處境的清醒認知。
對於巴文克的粉絲來說，這些講座無疑是一份珍貴的禮物。它們展現了他即使在事業初期，已經形成了自覺的新加爾文主義改革宗信仰觀。這些講座中還包含了他對羅馬天主教和現代哲學分離信仰與知識傾向的一些最爲犀利的批判。通過這些內容，我們彷彿能夠回到一個多世紀前，感受坐在巴文克課堂上聆聽教誨的體驗。
《當代教義學的主要問題》
赫爾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
在《當代教義學的主要問題》一書中，赫爾曼·巴文克指出了二十世紀初新教神學家們面臨的核心挑戰。這些主要困難並非出現在具體的教義內容上，而是存在於神學方法論層面，因此巴文克將討論重點聚焦於信仰行爲本身。
他論證了一個重要觀點：信仰應被視爲一種知識形式，而非僅僅是單純的相信。在論述過程中，他系統梳理了從聖經作者時期直至二十世紀初期的教義發展歷程。
萊克姆學術出版社（Lexham Academic），376 頁。
新加爾文主義是由亞伯拉罕·凱波爾（Abraham Kuyper）和赫爾曼·巴文克領導的一場思想運動，它將改革宗正統信仰置於當代語境中，以便更好地應用於現實生活。巴文克勇敢直面了他那個時代的種種神學挑戰。他這樣寫道：「之所以選擇這個主題，是基於這樣一種信念：任何即將肩負引導民眾重任的人，都必須對自己所處的時代瞭然於胸。他必須成爲時代的子女，真正理解自己的時代。」（第 2 頁）
神學家在指導和引領信徒理解信仰、應對當代挑戰時，需要在當下保持忠心。巴文克指出，面對當前時期的問題，神學家常常傾向於退回到過去，因爲「過去更容易掌握，因爲它已經與我們拉開了一定的距離。」儘管我們可以從過去找到「源頭」和「指南」，但巴文克認爲，「環繞著我們的是當下。」他表明，「空談無益。從長遠來看，把頭埋在沙子裡也毫無用處。」（第 2 頁）
新加爾文主義之所以能夠應對當代挑戰，是因爲它致力於整體思維和生活。這一點體現在它堅持認爲基督教不僅僅是行爲或信仰，而是構建一個完整的世界觀。巴文克認爲，這種將基督教（或至少是新教）視爲一個整體的思維方式是近期的產物。他提出：「在早期，問題並不是這樣提出的：人們研究各個主題（loci），將每種教義與其他教派或信條的描述進行比較和對比。」
然而，巴文克指出，這種處理問題的方式是「零散而格言式的」。他致力於通過「一個單一的原則」來解釋基督教，因爲這是他所處的現代背景所要求的（33 頁）。他認爲，新加爾文主義能夠以羅馬天主教無法做到的方式應對這一挑戰。
巴文克對中世紀天主教的批評源於他對基督教整體性的信仰。他認爲，羅馬天主教思想產生了一種「二元論，表現爲知識與信仰的對立。而宗教改革者並未接受這種觀點」（54 頁）。羅馬天主教的二元論在其對自然與恩典、自然神學與超自然神學、信仰與理性之間的量化區分中表現得尤爲明顯。
相比之下，新教徒認爲人類面臨的主要問題不是「自然與恩典的對立（這是一種量化的對立）」，而是一個倫理問題：罪與神的對立。救贖不是通過用恩典補充自然來實現的，而是通過接受「神賜予我們的禮物」來完成的（50 頁）。在自然神學的話題上，普遍啓示和特殊啓示不能從量化的角度來理解，彷彿特殊啓示只是對普遍啓示的補充。巴文克指出，「改革宗將基督教不僅視爲一種宗教，還視爲一種世界觀（Weltanschauung）」（58 頁）。
然而，在一個可能引發爭議的評價中，巴文克認爲，二元論通過採納托馬斯·阿奎那的哲學滲透進了改革宗神學。他寫道：
改革宗的一個重大錯誤是他們沒有認識到基督教哲學的必要性。當他們很快需要一種哲學時，他們採用了亞里士多德和托馬斯的框架。於是，自然神學（theologia naturalis）立即被置於超自然神學（theologia supernaturalis）旁邊。（75-76 頁）
他將托馬斯的思想解釋爲沿襲了今天仍然活躍的「純粹自然托馬斯主義」（Pure Nature Thomism）流派（例如，在勞倫斯·費因戈爾德 [Lawrence Feingold] 和史蒂文·A·朗 [Steven A. Long] 的著作中）。
在這種模式中，他認爲理性與信仰「在科學領域中二元對立地並存」。他抱怨說，在一些改革宗神學家中，當理性與啓示似乎發生衝突時，「理性總是佔據上風，而啓示則逐漸失去地位」（第 76 頁）。巴文克的這些講座目的就是呼籲神學家們回歸傳統，摒棄這些源自不完善哲學思想的二元論附加物。
基督教神學需要哲學。然而，正如巴文克在《改革宗教義學》（Reformed Dogmatics）中所言：「基督教神學從未不加批判地接受任何哲學體系並給予其認可。」因此，巴文克在這些早期演講中對流行的現代哲學進行批判也就不足爲奇了。
例如，巴文克指出，儘管「黑格爾的哲學中仍保留了一些保守元素（如不朽、基督的神性、三位一體）……但他的方法摧毀了一切」（173 頁）。那些追隨黑格爾的人爲極端主觀主義奠定了基礎，因爲他們「神化了個體，並進一步以犧牲自然爲代價神化了人類」（186 頁）。在改革宗傳統中，必須抵制而非迎合這些錯誤。
巴文克表明，那些試圖調和認信基督教與現代主義的神學家「並未成功」，因爲他們未能認識到，世界「拒絕基督教並不是因爲正統信仰的形式有缺陷，而是因爲其內容（如神蹟、基督的神性等）」（194-195 頁）。因此，儘管康德、施萊爾馬赫（Schleiermacher）和黑格爾試圖捍衛基督教的某些形式元素，但他們未能以符合認信基督教信仰的方式克服信仰與知識之間的對立。
因此，在巴文克看來，唯物主義的興起和對信仰的徹底拒絕，是信仰與知識分離的成熟後果。這種分離由中世紀天主教孕育，並在現代哲學中開花結果。
這些未發表的演講中的犀利分析令人著迷，因爲它們讓我們得以一窺巴文克在講堂上的風采。或許由於這是一份未發表且未完成的手稿，平日里克制的巴文克在這裡以罕見的坦率批評了他的對話者。
毫無疑問，那些對阿奎那、後宗教改革時期的經院哲學家、黑格爾或施萊爾馬赫的思想情有獨鐘的人，可能會對巴文克在這些演講中的某些評論感到不滿。他在此處的批評應與他已發表作品（如《改革宗教義學》和《啓示哲學》[Philosophy of Revelation] ）中更爲審慎的評價結合起來看待。
這部出色的譯作忠實呈現了一部學術嚴謹的文本，讓我們得以一窺巴文克對於如何在他所處的時代成爲一名忠心的改革宗神學家的真切思考。它讓我們直面他對一些至今仍具影響力的神學家的坦率評判。布魯斯·帕斯（Bruce Pass）和格特·德科克（Gert de Kok）將這些不可或缺的演講帶給英語世界的讀者，爲巴文克學者們提供了寶貴的服務。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Herman Bavinck Harmonizes Faith and Rea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