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科技的沉迷始於年少。每天在校車上，我盯著手中的那樣東西，專注得能將周圍的嘈雜喧譁完全屏蔽。無論走到哪裡，我都隨身攜帶這個寶貝，只爲在做完課堂作業後，能再看上一會兒。
我是個不折不扣的書蟲，至今「執迷不悟」。
一說起科技，大多數人想到的是智能手機、機器人、宇宙飛船，但書何嘗不是一種科技？喬爾·米勒（Joel Miller）曾任托馬斯·尼爾森出版社（Thomas Nelson）編輯，他有一個書評博客網站：米勒書評（Miller's Book Review）。米勒在新書《思想機器：書如何塑造了我們的世界和未來》（The Idea Machine: How Books Built Our World and Shape Our Future）中寫道：「書本……是塑造現代世界最重要卻最被忽視的一個因素。」（第 1 頁）即便身處人工智能、太空旅行、醫學奇蹟層出不窮的時代，米勒依然力挺這一觀點。
有孩子的父母都懂：孩子一旦拿到錘子，看什麼都像釘子。科技改變的不只是我們能做什麼，更是我們怎麼看世界。書對人類的影響也是如此。米勒說，書「讓我們得以把各種想法堆疊起來，看看它們能否承載新的聯想、新的關聯」（9 頁）。哪怕是人工智能那些玄之又玄的神經網絡，其認識論根基也是書打下的。
《思想機器：書如何塑造了我們的世界和未來》
喬爾·米勒（Joel J. Miller）著
書是我們最早的信息技術，也是最持久的一種。它不僅是思想的容器，更是思想的催化劑。書是真正的思考工具。
在《思想機器》中，米勒告訴我們：書是塑造當今世界最關鍵，卻最容易被忽視的力量。而直到今天，書依然在給我們上課。
普羅米修斯出版社（Prometheus），344 頁
《思想機器》不只是一封寫給書的情書——儘管許多愛書人會樂在其中。這本書屬於「大歷史」的寫作傳統。這類作品專門展示某項發明、某個觀念或某一時刻如何重塑了世界。有些大歷史作品筆調輕鬆詼諧，比如威廉·亞歷山大（William Alexander）的《改變世界的十顆番茄》（Ten Tomatoes That Changed the World）；有些則意蘊深遠，比如安德魯·威爾遜（Andrew Wilson）的《重塑世界》（Remaking the World），爲我們理解文化發展提供了寶貴的洞見。
要梳理書寫文字的宏觀歷史，對書的定義就不能侷限於「冊本」（codex）——即我們現代人心目中那種裝訂成冊的紙頁集合。米勒給出了一個更寬泛的定義：書是「一套可以隨身攜帶的思想，它帶我們突破肉身侷限，超越個人經驗、超越記憶、超越時空」（7 頁）。按這個定義，我那本翻舊了的路易斯·拉摩（Louis L'Amour）平裝小說《鬼魅高臺》（The Haunted Mesa）是書，泥板、羊皮卷軸、電子閱讀器也都是書。
在米勒看來，書的形式遠不如功能重要。作爲成品，書讓思想跨越時空；而寫作過程本身，正如每位作者所知，「催生日益複雜的思想建構」。書既傳播思想，更創造思想。那些需要多重論證、細節支撐、例證交織的複雜論述，唯有通過書面形式才能層層堆疊、反覆錘鍊（40 頁）。米勒的判斷是對的：沒有書，我們今天的哲學、自然科學和神學，大半都無從談起。
對基督徒而言，書從來不只是一件物品，而是信仰與想像力的器皿。正如大衛·萊爾·傑弗里（David Lyle Jeffrey）令人信服地論證的那樣，我們是「書的子民」（people of the books）。西方文化的根基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基督教之上，聖經在世界歷史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無論是被善用還是被濫用。而我們今天所熟知的書籍文化，正是扎根於基督教的土壤裡。
識字讀書歷來是基督徒關切的大事。從耶穌在會堂裡展卷誦讀（路 4:16–21），到路德的論綱藉印刷機廣爲傳播，書寫的文字一直塑造著基督徒的想像世界。早期基督徒甚至把微型冊本當作信仰符號佩戴在身上，以便隨時隨地誦讀其中珍貴的內容。帕科繆（Pachomius）創建了第一座共住修道院，他規定：要成爲團體的正式成員，必須識字。米勒重訪了許多我們耳熟能詳的歷史時刻，卻挖掘出不少新鮮細節，其中許多軼事即便是資深讀者也未必知曉。
雖然《思想機器》的視野遠超基督教文學與文化，但這段歷史在全書中佔有重要位置。畢竟，冊本的興起或許是基督徒引領而非跟隨技術變革的最佳範例。它印證了米勒的一個核心觀點：「我們如何發展和獲取思想，與思想本身同樣重要。」（292 頁）這也是貫穿全書的重要主題。
在柏拉圖的對話錄《斐多》（Phaedrus）中，蘇格拉底提出書寫是危險的。諷刺的是，我們之所以能讀到這番論述，恰恰是通過書本。不過，蘇格拉底對書寫文字的警告確有道理。米勒精準地概括了蘇格拉底的告誡：「書能傳遞知識，卻未必使人真正掌握知識。所以讀者很容易自以爲比實際懂得更多——或者裝作懂得更多。」（24 頁）
如今網上查資料的方式正好印證了這一點。學生們（還有許多網上的評論家）往往不讀完整篇文章，只用Ctrl+F搜索能支持自己論點的字句。而現在，人工智能連這點搜索功夫都省了，它能直接生成論述，研究者根本不必翻開任何書，更別說仔細研讀了。
米勒對書（廣義上的書）的未來比我樂觀得多。他正確指出人工智能擁有「人類傾盡所有也無法企及」的力量（282 頁），並將大語言模型視爲「從蘇皮盧利烏瑪斯圖書館（Suppiluliuma）、亞述巴尼拔圖書館（Ashurbanipal），到亞里士多德藏書室，再到亞歷山大港編目員」這一悠久傳統的延續（293–294 頁）。米勒的願景令人欣慰，但我沒有這麼樂觀；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關於印刷品與屏幕差異的警告如今似乎越來越切中時弊。人工智能有可能造就雷·布拉德伯里（Ray Bradbury）在《華氏 451 度》（Fahrenheit 451）中描繪的那個世界，只不過用不著消防員動手焚書了。
然而，米勒精準地指出了書能打破現狀，並改變世界的力量。它們像一場場冒險，讓我們忘記時間；它們也是解放的號角——像 19 世紀那本記錄船長被阿拉伯人奴役的《非洲罹難記》（Sufferings in Africa），就曾點燃美國廢奴運動的火焰。無論書未來以何種形態存在，它撼動世界的力量永遠不會消失。
屏幕爭先恐後地搶奪我們的注意力，書只是靜靜等待。然而，往往正是這些不事張揚的技術最能改變世界。《思想機器》適時地提醒我們：最古老的工具，若善加使用，或許正是最鋒利的。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Consider the World That Books Have Ma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