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的公共知識分子開始改變對教會的看法。他們當中並非每個人都準備好公開宣告信仰，但許多人已開始認可基督教在塑造人類文明進程中所發揮的作用。
萊恩·亞文特（Ryan Avent）的新書《憑著信心：信仰的本質如何塑造社會命運》（In Good Faith: How the Nature of Belief Shapes the Fate of Societies）正反映了這一轉變。這不是一本神學著作，但它論證了信仰在社會層面上的必要性。亞文特最爲人熟知的身份是《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資深記者，他充分肯定了現代社會所取得的卓越成就：經濟增長、科技進步、民主制度以及個人自由的不斷拓展，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質繁榮。然而他指出，這種成功也暴露了自由主義秩序的脆弱性。
在自由主義秩序下的市場經濟、民主制度、科學突破與技術進步背後，存在著某種更爲基礎的東西：共同的意義感。「共同的意義感，」亞文特寫道，「是我們進行一切合作行爲的基礎；它是社會的基石；缺少它，複雜的社會結構就無從談起」（56 頁）。
而這種共同意義感的核心正是信仰。我們是文化的產物，棲居於故事、體制、儀式、身份認同以及代代相傳的道德期望之中。我們之所以能夠合作，是因爲彼此信任；我們之所以彼此信任，是因爲我們擁有共同的意義感；而這些意義感，正是由無所不在、卻又往往隱而未現的各種信仰形式緊緊凝聚在一起的。然而，在這個分歧與黨派撕裂日益加深的時代，要達成共識變得越來越難。
《憑著信心：信仰的本質如何塑造社會命運》
萊恩·亞文特（Ryan Avent）著
亞文特融合經濟學、歷史學、哲學、生物學等多個領域的視角，向我們展示了擁有信念的能力如何將我們緊密相連，如何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歲月中引導我們的行爲，並決定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協作構建複雜的社會與經濟體系。
信仰不是科學與理性的對立面，而是人類一切事業的核心所在。當我們理解信仰的本質，以及它如何構成社會的肌理，我們就能更好地凝聚在一起，共同應對日益猖獗的威權主義和氣候變化等威脅全人類的全球性危機，並在彼此身上重拾希望。
耶魯大學出版社，304 頁
喪失共同意義感的一個主要原因，在於亞文特所說的「現代信仰」。他將現代信仰定義爲「對正確系統的至高信心」（10 頁）。自由民主、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和技術官僚體制，充當著大祭司的角色，塑造並管理著我們的日常儀式。然而，這些系統歸根結底依然帶有深刻的人性烙印。
「系統，」亞文特寫道，「並不能脫離人類的行爲而獨立存在」（17 頁）。以民主爲例，它並不是什麼脫離大眾的抽象制度，而是由人們的一舉一動所構成的。當現代信仰提倡將實用與優化置於首位的思維和選擇方式時，它便壓制了真實的人文意義，並侵蝕了其自身賴以立足的共同意義感基石。
亞文特年輕時曾在教會中親身感受過共同意義感的力量。如今，他雖不再相信復活、神蹟、天堂或地獄，但他卻清醒地意識到自己在拒絕神時究竟失去了什麼。他寫道：
當我離開教會時……我失去了那些曾陪伴我、撫慰我的熟悉故事……我失去了對天堂的盼望……我花了整整二十五年才意識到，這些失去帶來了多麼可怕的空虛。（222–223 頁）
我們很難忽視基督教在重塑西方道德意識方面的巨大貢獻。它打破了氏族和宗族的束縛，孕育了普世的道德規範，提升了人的尊嚴，並促進了社會信任與體制能力的建構。然而，基督教曾經賦予我們的這些福分，如今正面臨著現代信仰的嚴峻威脅。
這本書的核心是一趟歷史之旅，展現了文化是如何由信仰所塑造成的。要形成文化，首先需要一個「人群共同體」（democosm），即一群彼此緊密交織、足以展開深度文化交流的人。有了這個基礎，才能引發「湧現」（emergence）現象，也就是較簡單的結構在相互作用中催生出更高階的結構，進而孕育出一種基於共同意義感的文化。
亞文特指出，全球性人群共同體的湧現「爲強有力的文化融合與創新創造了豐厚的新契機」，儘管與此同時，「國家自身的文化根基可能正在動搖」（197 頁）。
在亞文特看來，基督教引發了一場真正的道德革命。它打破了古老部落宗教的侷限，實現了倫理道德的普世化；它塑造了人們致力於工作與自律，並在更廣泛的群體中深化了社會信任。他借鑑了人類學家約瑟夫·亨里奇（Joseph Henrich）的論著，後者認爲所謂的「WEIRD社會」（即西方、受過良好教育、工業化、富有、民主的社會）正是由基督教所引發的文化演進產物。
「我們的道德之旅尚未結束，」亞文特強調，其未來的走向絕非既定不變（100 頁）。追求美善依然是人類的目標，但這種美善必須在集體層面去構想。他指出：「我們在個人層面能活出多少美善，部分取決於我們在集體層面能展現多少美善」（100 頁）。自由主義社會成果斐然，亞文特由此總結道，它「雖非人間天堂，但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天堂」（265 頁）。
這番論述強調了美善的關係屬性，因而頗具說服力，但它依然止步於基督教傳統的神聖視野之外。基督徒對美善的理解，始於人與神、人與鄰舍的雙重關係，並且是對神的愛賦予了對鄰舍之愛正確的次序。無論是對個人還是集體而言，美善的終極目標都是要效法基督，不僅在今生，更在之後。若脫離了神，所有關於美善的構想不過是華麗的惡習。
在最後幾章中，亞文特探討了未來對社會穩定構成的種種威脅：信息流的紊亂、侵蝕社會合作的文化虛無主義，以及填補舊信仰真空而崛起的新意識形態信仰。他指出，應對這些波譎雲詭之變化的唯一出路，「在於構建強有力的宏大敘事，提醒我們爲何獨特，以及我們對彼此負有什麼責任」（257 頁）。
他還特別關注生成式人工智能日益逼近的挑戰。「你在專門討論AI的網絡論壇不用逛太久，就會赫然發現一些只能用神學色彩來形容的內容，」亞文特評論道（258 頁）。
對許多人而言，AI就像一種新興宗教，許諾著技術神蹟，甚至永生。然而，就像其他所有的文化創新一樣，AI同樣需要信仰。人類依然是參與在這個非決定論系統中的道德主體，我們依然要對自己所創造的系統及其產生的後果承擔責任。
亞文特的《憑著信心》（In Good Faith）完成了一件極難的事：它在不具備宗教立場的前提下嚴肅對待宗教，對人類信念、文化演化與社會意義作出了系統而綜合的闡述。他坦誠地書寫了自己的失落與迷茫，賦予了本書一種罕見且可貴的知性誠實。
本書的不足之處在於診斷與藥方之間的斷層。亞文特敏銳地察覺到我們對群體、敘事、信任和意義的需求，但他的思想框架卻無法解釋這些美好事物如何能夠重新獲得，又憑什麼能夠重新獲得。。在全書臨近結尾處，他表達了對「存在本身那純粹的荒謬」所懷有的感恩，並追問我們究竟該向誰感謝這份賜予（268 頁）。他這種基於內在世界的論述極力向著超越界延伸，卻在信仰的門檻前戛然而止。而基督徒則無須止步於此。
文化維度的信仰或許能維持社會秩序，但它永遠無法替代對那位創造我們的神的信仰。神藉著祂的獨生子救贖了我們，並且在這個動盪混亂的時代，依然引領著祂的子民在今生與來世追求真正的美善。
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Why Every Society Needs Fai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