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与神学
加爾文主義與資本主義:神學與經濟學何干? 
書評:本傑明·弗里德曼的《宗教與資本主義的崛起》
2022-02-15
—— Greg Phelan

我在自己的職業中一直試圖了解我的信仰應該如何影響我研究經濟學的方式。認信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死了、復活了,並且還會再來,這如何改變我對資源稀缺性和激勵措施的思考,或者如何可以具體影響金融危機和貨幣政策?即使過了很多年,我仍然沒有得出清楚的答案。

爲此,我拜讀了本傑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所著的《宗教與資本主義的崛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希望能從中得到啓發。弗里德曼是一位政治經濟學家,他認爲18世紀的神學辯論給亞當·斯密帶來了思考的靈感,並使公眾接受了他的想法,這最後導致了現代經濟學的發展(24頁)。

亞當·斯密的想法從宏觀角度來說是這樣的:如果市場是充分競爭的,那麼對本身利益的追求不僅可以而且必定會給其他人帶來好處——這一想法具有相當的革命性。弗里德曼認爲,亞當·斯密之所以有這樣的想法,而且得到了公眾和輿論的廣泛接受,這是因爲社會已經脫離了「正統加爾文主義主張的預定論」(5頁、168頁)。作爲一個擁有改革宗神學信仰的主流經濟學家,他的這一說法讓我覺得受到了挑戰。如果弗里德曼是對的,那麼我的神學信念與我對經濟學的研究似乎在背道而馳。

我在弗里德曼的這本著作中發現的並不是對這個問題的答案,甚至主要也不是對阿民念主義如何導致現代經濟學崛起的解釋。如果這就是本書的全部內容,它的篇幅可能只需要實際的十分之一。相反,弗里德曼徹底而全面的歷史研究展示了很多宗教與經濟如何共同發展的畫面。

雖然弗里德曼認爲神學發展推動了經濟(和政治等)的發展,但我認爲他對歷史的重述反映了更多的東西。首先,神學的發展往往反映了兩個淺薄的、不平衡的神學選擇之間的錯誤二分。第二,神學和經濟學發展的彼此相照也反映了所處時代的其他變數,特別是啓蒙運動帶來的影響。

不平衡的神學

閱讀弗里德曼的書時,人們一定會認識到西方教會在(未能)洞察神學上的細微差別和保持觀點間張力上令人失望的歷史。許多神學辯論基本上都「不可能兩者兼得」,然後人們通過走這個或那個新神學的道路而造成了分裂。道德或教義重要嗎?(爲什麼不是兩者都重要?)是救贖還是倫理?人類是按照神的形像受造的還是敗壞墮落的?上帝是良善的還是聖潔的?(197頁)

當談到「正統的加爾文主義預定論」時,人們拒絕的並不是一種相信神的主權通過人類道德主體發揮作用的、細緻入微的救恩論,人們拒絕的是一種改革宗救恩論的淺薄版本。這就是可悲的歷史真相。啓蒙運動加速了人們遠離這種扁平化的、淺薄的預定論,因爲當啓蒙運動的理想在更大程度上重視了人類的責任和主體性時,基督徒感到不得不拒絕一種簡單、不平衡的神學,而選擇另一種。啓蒙運動對人類理性和自由至高無上的信念,明顯地促使人們想要選擇阿民念主義、接受一個更簡單和符合啓蒙運動的基督教答案。

讀了弗里德曼的論述,我想大聲疾呼,讓人們更深入地從豐富的改革宗傳統中汲取營養,而不是(因爲一個糟糕的淺薄版本)放棄它。同時肯定人類的主體性、上帝的恩典和人的成長與發展,這是有可能的,也是正確的——《聖經》教導的正是這些。與此同時,我們還可以肯定《聖經》中上帝的主權和聖潔的教義,肯定人類墮落敗壞的教義。如果你想將無數的聖經真理保持在美麗的平衡中,改革宗傳統有很深的水井可以供你汲取。

但拒絕將聖經真理整合在一起,恰恰是人們喜歡做的事情。因此,啓蒙運動並沒有帶來對改革宗神學的重拾和整合,而是帶來了對其淺薄版本的拋棄。人們並沒有平衡教義之間的張力,也沒有允許多個價值的並存,而是在他們想要接受新的價值時完全改變了陣營——甚至放棄他們應該繼續堅持的價值。我希望每個人都能讀一讀亞當·馬布里(Adam Mabry)的《停止選邊站》(Stop Taking Sides)一書。馬布里在他的著作中展現了基督徒如何能夠保持合一、抵制選邊站的試探。我們通過保持聖經確實讓我們看到的教義間張力做到這一點。

透過「鏡子大廳」看問題

加速神學辯論的啓蒙運動原則也影響了亞當·斯密對人類責任和發展潛力的思考。這個故事不是「宗教推動了其他領域的思考」這麼簡單,而是政治、經濟和宗教的發展在相互反照和影響。這不是神學歷史和經濟學歷史在各自單線發展,它們就像在一個裝滿鏡子的大廳裡一樣,被宗教、政治和經濟的思考反照著思考並且向前發展。弗里德曼認爲,我們往往沒有意識到我們的神學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們對經濟和政治的思考,反之亦然。我認爲他是對的。

首先,宗教理念常常放大、折射和加深社會中的其他信念,認識這一點這很重要。當某些觀點在神學上被固化下來不容挑戰時,在政治和經濟問題上要進行平衡的討論就變得更加困難。當對立觀點之間的鴻溝被投射到神學術語上時,距離就會變得更大(例如,315頁)。

讓我們來看一個例子。弗里德曼表明,幾百年來,經濟學思考反映了一種強烈的後千禧年主義(276頁)。爲什麼後來神學又走向了前千禧年主義呢?部分是被大蕭條和世界大戰的歷史經驗推動的(358頁)。關於人類進步前景的歷史觀點變化也反映在神學和經濟學上。由於經濟觀點被千禧年觀強化,不同的基督徒會對經濟政策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

當對人類發展和人類主體性的信念與其他聖經價值觀一致時,我們可以平衡和細緻地駕馭關於經濟和社會政策的困難對話。但是,當我們的觀點成爲扁平、淺薄、一元的神學時,我們可能會失去這種平衡和細微差別。如果我們對那些與我們意見不同的人失去尊重,那更是雪上加霜。

第二,這個裝滿鏡子的大廳是一個被扭曲的大廳。人們犯了許多概念性錯誤,對經濟和神學得出了毫無根據的結論。人們可能會這樣論述:「人們不能靠自己賺得救恩,所以他們不能做任何事情來改善他們的屬靈狀況;因此,人們也不能做任何事情來改善他們的經濟狀況……但等等,經濟狀況得到改善是可能的,只要努力就行,所以人們顯然可以改善自己的狀況,所以也許救贖是通過善行賺來的。」(例如,167頁)。像這樣錯誤的神學推理常常導致對正統基督教教義的全面拒絕。

從歷史來看,無論是經濟學還是政治學都給我們簡單的二元選擇(例如,自由派還是保守派,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因爲他們在宗教中看到的也是二元選擇。神學上的確有需要二分的時候,但神學上的二分不需要對應經濟政策中的二分。神學上的救贖論或末世論觀點可能對其他問題,特別是經濟問題沒有直接的、單一的影響。

抵制淺薄

根據弗里德曼的說法,作爲一個主流經濟學家和一個「相信預定論的正統加爾文主義者」從歷史的角度來說是不可行的。但我認爲,之所以不可行是因爲人們持有的神學過於淺薄,以至於無法同時肯定和重視我們在聖經中發現的眾多真理。

但你可以(也應該)重視人類的道德主體性,相信人類能夠以有意義的方式改善社會,並相信上帝在救贖和歷史中擁有主權,當耶穌再來時,萬物將得到更新。你可以(也應該)認識到,駕馭經濟和政治往往需要複雜的價值觀和信仰的平衡。也許,有時候,我們不必要地、不知不覺地讓淺薄的神學觀點決定了我們對其他問題的看法。

美國亞馬遜網站對這本書的介紹如下: 

當代經濟學的批評者抱怨說,對自由市場的信仰——在經濟學家和許多普通公民中——成了一種宗教。而且,事實證明,在更深層次、更有歷史基礎的意義上,這種想法是有道理的。

和將經濟學視爲啓蒙運動之世俗分支的傳統歷史觀點相反,本傑明·M. 弗里德曼表明,宗教從一開始就給經濟學施加了強大的影響。弗里德曼清楚地指出,從18世紀開始,我們現在認識的經濟學思維發生了基礎性轉變,這一轉變是被英語新教世界中激烈爭論的宗教思想路線所決定的。在亞當·斯密及其同時代人生活的世界裡,關於上帝賦予人類的責任、關於來世和關於我們存在的目的等議題都在當時受到了全面檢視。

弗里德曼探討了這些辯論是如何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我們這麼多同胞的費解行爲,他們對經濟政策的看法以及他們的投票行爲似乎與有利於他們的經濟利益嚴重相悖。弗里德曼闡明了宗教思想和經濟思想之間關係的起源及其後果,爲我們當前的經濟政策辯論提供了寶貴的見解,並展示了爲所有公民制定更有效政策的方法。

KNOPF出版社,560頁。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Calvinism and Capitalism: What Does Theology Have to Do with Economics?

Greg Phelan(格列哥・費蘭)是威廉斯學院(Williams College)經濟學助理教授。他早年在耶魯大學取得學士及研究院學位,他的研究集中在宏觀經濟及金融理論。他住在於馬薩諸塞州的威廉斯頓(Williamstown, Massachusetts),是當地社區聖經教會(Community Bible Church)的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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