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注意力儼然成了搶手貨，各方都想分一杯羹。然而，那些爭相搶奪關注的人，似乎並不在意我們給予的關注是否真誠、深入。在這個所謂的「注意力經濟」中，少有人渴求我們深思熟慮的專注。相反，大多數人想要的，不過是我們漫無目的的滾動瀏覽和隨意點擊。他們所追求的是亨利·戴維·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所描繪的「碎石路」（macadamized）式思維——我們的思想被壓縮成鵝卵石般大小，雜亂無章地鋪散開來。在這條思想的碎石路上，我們的智慧被碾碎，深度被抹平，就像那些被車輪碾壓的石子，失去了棱角和特色，只剩下千篇一律的平庸。
我們可能覺得當今對注意力的爭奪特別激烈，但早在四世紀，奧古斯丁就已經感受到類似的壓力。奧古斯丁渴望擺脫世俗瑣事，專心學習，但他並不想獨自與書爲伴。在《懺悔錄》中，奧古斯丁這樣寫道：
大家談論，嬉笑，彼此善意的親暱，共同閱讀有趣的書籍，彼此玩笑，彼此體貼，有時意見不合，卻不會生出仇恨，正似人們對待自身一樣；而且偶然的意見不同，反能增加經常意見一致的韻味；我們個個是老師，也個個是學生；有人缺席，便一心掛念著，而歡迎他的回來：所有以上種種，以及其他類似的情形都出於心心相印。
同樣，在《陶然話語：媒體技術與實踐的盼望》（Words for Conviviality: Media Technologies and Practices of Hope）一書中，格羅夫城市學院（Grove City College）英語副教授傑弗里·比爾布羅（Jeffrey Bilbro）提出，解決「碎石路」式思維的良方，是與古代作者和身邊讀者建立友誼。他指出，面對源源不斷的吸睛內容所造成的注意力疲憊，我們的對策不是一人獨處或無腦的放鬆，而在於閱讀和交談。
《陶然話語：媒體技術與實踐的盼望》
傑弗里·比爾布羅 著
《陶然話語》一書的論述彷彿一場分爲三個階段的心靈之旅，探討了作者們用來回答三個核心問題的一系列比喻：工業化印刷時代如何誘導樂觀的讀者塑造自我形像？它又讓深受其害的人擔心自己會變成什麼樣？有哪些新的比喻可以爲更加陶然、樂在其中的閱讀方式奠定基礎？
比爾布羅在書中探討的這些充滿盼望的比喻揭示了一個道理：要想充分利用文本技術，我們需要培養能夠增進人際關係、強化共同利益意識的文化實踐和制度。
貝勒大學出版社（Baylor University Press），312 頁
近來出版了許多優秀著作，都在探討我們分散的注意力。比如，雪莉·特克爾（Sherry Turkle）的《重拾對話》（Reclaiming Conversation）和艾倫·諾布爾（Alan Noble）的《顛覆性見證》（ Disruptive Witness）分別從世俗和基督教的角度探討了這一問題。
比爾布羅則選擇通過 19 世紀文學的角度來審視這個問題。他引用了一批令人印象深刻的南北戰爭前的作家，包括赫爾曼·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納撒尼爾·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馬克·吐溫、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奧勞達·伊奎亞諾（Olaudah Equiano）和瑪格麗特·富勒（Margaret Fuller）。同時，他還回顧了 18 世紀美國開國元勳，如托馬斯·傑斐遜、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和本傑明·拉什（Benjamin Rush）。
比爾布羅指出，新的通信技術總是伴隨著一種「技術樂觀主義」。這種觀點視技術——無論是 19 世紀的工業化印刷還是當今的社交媒體——爲工具，讓人們圍繞某個權威觀點達成廣泛而一致的共識。接著，比爾布羅進一步探討了這種樂觀主義所引發的悲觀反應。在這種「共識」之下，總有一些人感到受到壓制或剝削，他們努力掙脫技術樂觀主義的桎梏，擺脫其統治，
比爾布羅對技術樂觀主義的批評揭示了 19 世紀與今天之間的相似之處。例如，詩人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與讀者親密交流的特有方式，預示了如今Instagram網紅的自我展示。比爾布羅認爲，這兩者本質上都是空洞的，「惠特曼和Instagram詩人提供的親密感都是單向的：個別讀者可能會對看似在袒露心扉的詩人產生強烈的情感聯繫。然而，詩人自己卻與讀者或粉絲的情感生活保持距離」（74 頁）。這種虛假的陪伴只會讓我們感到更加孤獨。
人不僅僅是獨立、可替換的消費單位而已。人類要想真正繁榮，需要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所說的「小團體」（little platoons）——那些爲個人生活賦予超越個人慾望的直接社會聯繫。我們生活在家庭、教會、社區等群體中，而技術樂觀主義正在威脅著這些紐帶。
比如，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技術樂觀主義將我們每個人想像成「透明的眼球」（transparent eyeball），擺脫了傳統、社區、親情的束縛，似乎無需任何中介就能直接獲取真理。這樣一來，愛默生把宗教改革中「自己讀聖經」這一重要實踐，降格爲「完全靠自己讀聖經」這種膚淺做法。他的觀點動搖了教會作爲共同理解和實踐聖經的群體基礎。
我們常把偉大作家視爲反抗唯物主義時代精神的叛逆者，但愛默生式的超驗主義自由恰恰迎合了原子化消費者的心理。你不受任何信條束縛嗎？來個「共存」的車貼吧。再買輛奔馳來貼上它。一旦脫離了調解和語境化的群體，我們就容易成爲那些天天兜售新身份的人的獵物。更糟的是，我們可能會成爲坐以待斃的靶子，被人從傳統中「解放」出來，卻又淪爲當前體制的奴隸。
比爾布羅將自我中心的愛默生與以沉默著稱的詩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作了對比，揭示了狄金森表面上的隱居其實體現了一種更深層的群體意識。狄金森拒絕參與工業化印刷，更願意以私人書信的方式傳播她的作品。比爾布羅認爲，狄金森「在這些邊緣化的人際關係中分享她靈魂的藝術，因爲她認爲語言的目的是精心維護關係，而非追求名利」（143 頁）。她爲熟識的人寫詩。如果我們也把維繫關係作爲寫作的目標，或許還會出版作品，但會熱衷於發推文嗎？
其實，問題並不出在媒體技術本身，而在於我們如何使用它。我們可以摒棄技術決定論，避免那些導致人際疏離的技術使用方式，轉而擁抱充滿希望和交流的語言運用。比如，梭羅、富勒、霍桑和梅爾維爾「構想了一些方法，可能幫助我們以促進相互依存、共同參與的社會方式來閱讀和寫作」（165 頁）。爲此，我們需要爲閱讀找到一套更貼切的比喻。
這些比喻中，最主要的就是行走的比喻。通過漫步和朝聖，我們重新認識世界——它不再是從高空俯瞰的全景地圖，而是我們身處其中、與之相融的存在。在行走中，我們以平等的視角邂逅自然和他人，以一種從容的節奏前行，這使我們能夠專注觀察周遭，甚至與之展開對話。
我們應該像行走一樣閱讀。比爾布羅是這樣寫的：
我們可以慢條斯理地品讀文字，與古籍智慧展開深邃對話，將精妙章節銘刻於心。我們亦可與見解相左的知己切磋琢磨，共同探討那些晦澀難懂的篇章。此外，我們還能爲那些珍視並培育語言美德的社群貢獻綿薄之力，在專注、包容、關懷與耐心中滋養文字的力量。（229 頁）
即便在當今這個注意力分散、個人主義盛行的時代，這樣的社群仍然可以存在。比爾布羅提出了一種文本社群的願景，有望重塑基督徒看待閱讀實踐的方式。
《陶然話語》一書告訴我們，如果我們希望創造一個更加歡樂的世界，讓對話取代獨白，我們必須重拾行走之道。我們需要以平等之姿相遇——不再是自詡無所不見、獨立自主的「透明眼球」，而是攜手同行的朝聖者。
譯：變奏曲；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Do You Want Stronger Community? Learn to Read We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