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方法幫助反墮胎運動終結墮胎問題
2019-08-06
| Scott Klusendorf

1984年,在一個事工研討會上,我聽到某位基督徒歷史學家說,他認爲柏林圍牆會在十年後倒下。

我幾乎失笑。結果,他錯了,柏林圍牆在五年後便倒下了。

雖然我們周遭的情況似乎很絕望,但我確信如果我們清楚發出我們的信息,捍衛生命這個議題其實並非那麼絕望。雖然我不相信我們會很快逆轉形勢,但明顯地,反墮胎人士們正在改變現狀。

我沒有一套完整的策略,保證可以在墮胎的爭論上獲勝。策略隨時都可以變,不少更在草擬後不久便被放棄。但我仍然相信,如果我們要贏,有些步驟一定要做。以下是三個可以馬上開始實行的例子。

第一,招攬更多參與反墮胎的全職同工

生物倫理改革中心(Center for Bio-Ethical Reform)的總監蓋瑞格·坎寧安(Gregg Cunningham)說:「全職殺害嬰孩的人比全職拯救嬰兒的人多。因爲殺死嬰孩的利潤可觀,拯救嬰孩的代價卻十分高昂,高昂得使不少自稱反對墮胎的美國人甚至不願意動一根指頭去制止。而那些願意去制止的,也只是爲了讓自己良心好過一點,但不足以停止殺戮。」

這是一個對我們運動所作的驚人指控。我們很容易會想,那不是說我。但不論你認同與否,我沒法反駁坎寧安的觀點。我們沒有足夠的全職同工,而且除非我們認真地去招攬他們,否則我們的運動只會停留在兼職的義工運動,無法與受到美國計劃生育組織(Planned Parenthood)、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和其他獲得大力資助的專業團隊抗衡,他們付出可觀的金錢爲殺害嬰孩辯護。教會不難招募宣教士到海外體驗,這也是好事。但爲什麼不也同時在教會招募年輕人去讀法律,投身政務,並鼓勵其他人以捍衛生命護教學作職業呢?拜歐拉大學(Biola University)和三一國際大學(Trinity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在基督教護教學和生物倫理學方面都提供了這方面的研究生課程。

第二,有系統地培訓青年人

幾年前,我付錢給當時分別16和15歲的大兒子和二兒子,要他們不去當暑期工,而跟我學習護教學。我要他們讀一些關於基督教教義、護教學和反墮胎運動的入門書籍。有些人覺得我瘋了,但我覺得這樣做很合理。基督教常常在世俗大學裡被公開地攻擊,但家長仍然覺得每年用25,000美元供子女到那裡沒問題。那麼,爲什麼我不能花一點點錢,讓我的孩子去堅固信仰呢?

我在全美國的基督教和天主教高中演講。不時都有學生告訴我,他們從來沒有聽過像我那樣的捍衛生命演講。在這些地方,我會組織學生們觀看墮胎的影像,然後講一個有說服力的案例給他們聽以支持捍衛生命運動的觀點。老師和行政人員等監護人往往會擔心孩子無法處理與墮胎有關的內容,但他們錯了。學生常告訴我:「我終於知道怎樣辯護我所相信的了。謝謝你!」

太多基督教界領袖懼怕人多於敬畏神。有一次,我問一位不希望我用影像演講的校長說:「在你不讓我播這段影片的理由當中, 有哪一個比因爲我們播了而拯救到的生命重要呢?」他承認這是個好問題,但仍然官腔地回應說:「我們的學生仍然不適合看這個。」

那是說,要學生看墮胎的片段,比學生去墮胎更糟糕嗎?

確實,有些捍衛生命分子濫用影像,讓人覺得他們冷血,不近人情。但解決方法並不是全面禁絕影像,而應該是有智慧和富於同情心地使用它們。

要裝備孩子抵抗一個愛墮胎的文化,我們必定要冒一些合理的險。其中一個就是讓他們看見真相,這就是第三點。

第三,運用影像

任何達到法定年齡,不需要家長許可就可以去墮胎的學生,都夠成熟去看那個選擇的後果。教育學者普遍都肯定適當地使用圖像的價值。

例如,高中生經常都看到納粹黨屠殺猶太人的影像。屍首給堆成像柴堆一樣,展示了集中營的可怕,這是任何課堂都無法比擬的表達方式。事實上,雖然內容血腥,《辛德勒名單》的監製向美國每一所高中捐出了該電影的一份片子。教職員工們雖然認爲片段令人不安,但仍然堅持如果學生沒有看過,便不能明白大屠殺。電視評論人霍華德·羅森堡(Howard Rosenberg)在洛杉磯時報寫道:「雖然這些片段非常恐怖,但絕對不可或缺。」

不嚴肅地講授大屠殺歷史,就是不誠實地傳授知識。如果學生夠成熟去看《辛德勒的名單》,那麼他們也能夠看一段名爲《這就是墮胎》的兩分鐘影片。

某些捍衛生命運動人士擔心播出血腥的墮胎影像會令曾墮胎的婦女面對以往的痛苦。確實,我們應該時刻保持溫柔,但被墮胎傷害過的人急切需要從否認中帶出來,認自己的罪,從而得到醫治和赦免。悔改令人痛苦,但我們不能藉此推卻責任,不去教導這個事實。而且,如果我們假設女人無法客觀地討論墮胎,就是貶低她們了。

當然,影像一定要用得恰當,即我們不應該在觀眾不知情下強逼他們看。當我用《這就是墮胎》這段兩分鐘影片的時候,我會告訴觀眾片段中有什麼,並鼓勵他們,如果真的看不下去就可以不看。幾乎每個人都看了,而且沒有人投訴。我發現,在不同的場景中,例如辯論、宴會、學校和教會,情況都一樣。如果觀眾是基督徒群體,我還會說基督樂意赦免墮胎的罪,而我的目的不是譴責人,而是澄清和裝備。

如果人不因爲墮胎而心碎,那麼他們幾乎一定不會改變生活方式,捐助危機懷孕中心或其他捍衛生命運動的努力。影像能改變人對墮胎的感覺,事實則會改變想法,兩者對改變行爲都不可或缺。

確實有很多人不喜歡墮胎的影像,甚至覺得冒犯。在不公義前承認道德缺失既然如此令人不舒服,出現反感也是可以預期的。更急切的問題是,到底被血腥影像冒犯到的人多,還是被影像催逼改變信念的人多。反墮胎的影像作品絕對能夠給反對「半生產墮胎」(partial-birth abortion,中晚期孕婦的墮胎手術——譯註)的辯論帶來決定性影響。

打開墮胎的棺木

坎寧安常說,墮胎代表著一種不能解釋的惡,無法用文字描述。雖然那些圖像令人不舒服,卻以文字無法表達的方式交代了真相。

讓我們參考一個歷史個案。在1955年,一個名叫愛默特·提爾(Emmett Till)的14歲非裔美國人,由芝加哥前往密西西比州蒙尼市探望他的表兄。到達後,他向人炫耀自己在芝加哥有白人女朋友。這令他的表親和朋友驚奇,因爲在1950年代的密西西比州,黑人和白人不會有眼神接觸,更遑論約會了。兩個行爲在當地都視爲不莊重。那天稍後時間,愛默特、他的表兄和一小群黑人男性進入了布萊恩特雜貨店。在那裡,在其他人慫恿下,愛默特與一名21歲的已婚白人女店員調情。購買糖果後,他據報向她吹口哨或說了一些有點調戲意味的話(報道說法不一)。他的表兄和其他人警告他,說他招惹麻煩了。幾天後,在凌晨2點,愛默特被店員的丈夫和另一個男人從他舅舅的家中強行帶走。他們毒打了愛默特一頓後,再向他頭部開了一槍,殺死了他。

愛默特腫脹的屍首三天後在塔拉哈奇河(Tallahatchie River)中被發現。他頭上被人以鐵絲纏上軋花機的扇葉。他的臉部部分變形,被打至幾乎無法辨認。當地警長把愛默特的遺體封棺,運到芝加哥他母親那裡。當提爾太太收到遺體時,她作了一個驚人的宣佈,就是會爲愛默特辦一個開棺的葬禮。有些人抗議,並表示這樣做會令所有人都不高興。她同意,但反駁說:「我要全世界看到他們對我的孩子做了什麼。」一張愛默特面目全非的遺照在噴射機雜誌(Jet Magazine)中刊登,該事件間接觸發了美國民權運動。三個月後,在蒙哥馬利(Montgomery),羅莎·帕克斯(Rosa Parks)拒絕服從讓座的命令——她說是愛默特·提爾的照片讓她有勇氣堅持。 

捍衛生命的基督徒是時候打開墮胎的棺木了。

我們應該帶著愛去做,但同時秉持真理。我們應該在教會崇拜中做,用寬恕的福音安慰哀傷的人;我們應該在基督教高中和大學裡做,結合影像和有說服力的理據,把捍衛生命的觀點傳達,讓未信者明白。

但我們必定要打開這個棺木。

否則,美國人就要繼續忍受一項可以視而不見的不公義。


編者按:本文摘自《捍衛生命的理由:裝備基督徒與文化交戰》(The Case for Life: Equipping Christians to Engage the Culture)一書,最初刊登於Crossway博客

譯:V. Wong;校:劉凱欣。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3 Ways the Pro-Life Movement Can Help End Abortion 

Scott Klusendorf(史考特·克魯辛多夫)是生命訓練學院(Life Training Institute)院長,也是The Case for Life: Equipping Christians to Engage the Culture (Crossway, 2009)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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