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时事
警惕社會迷思:模因(meme)表情包是符號,不是實質
2024-07-05
—— Alan Noble

堪薩斯城酋長隊(Kansas City Chiefs)晉級 2024 年超級碗時,媒體關注的焦點不是球隊,或是他們能否再次奪冠,而是酋長隊球員特拉維斯·凱爾斯(Travis Kelce)的女友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

泰勒引來了許多議論,有些議論來自於「泰勒絲」(Swifties),有些來自於討厭「泰勒絲」的人,還有些人懷疑這整個事件都是爲了炒作拜登的競選,因爲他們認爲斯威夫特會在這次超級碗大賽上宣佈她支持拜登總統。這種陰謀論帶來的結果是,如果你支持斯威夫特在超級碗上露面,別人就會認爲你是支持拜登,如果你反對她露面,那你就是支持川普。

然而實際上,這位舉世聞名的音樂藝術家是爲了支持男友才去參加這場全美最大體育賽事。但是,至少在短時間裡,泰勒出席超級碗有著巨大的文化意義。這件事所代表的總體意義遠遠大於每部分代表的意義之總和。

這種現象在數字時代很常見。某個文化事件(或該發生卻沒有發生的事件)涉及一些真實的問題,但是,一旦有人針對該事件做了模因(meme)表情包之後,這個表情包就開始代表一些更大的東西。技術,尤其是社交媒體技術,鼓勵我們用表情包這種象徵性的表達來淹沒嚴肅的文化問題,我稱之爲「社會迷思」(Social Myth)。

基督徒需要對文化問題作出公開見證,但是社會迷思是以一種混亂的方式來介入文化討論。參與某些人所說的「文化戰爭」,這本身沒問題。有些事業值得我們奮鬥,比如生命權。文化戰爭通常涉及的是嚴肅的事業,需要勇敢、忠心的倡導者爲之奮鬥。

但社會迷思不需要深入的思考、不需要有力的證據、也不需要讓人信服的話語。它們只需要我們相信它,即使它像神話一樣沒有根據——而這樣做,情感上的好處是巨大的。我們會覺得自己在做非常重要的事情,其實我們只是在對著虛空吶喊。

社會迷思的問題在於,它們分散了我們對核心問題的注意力,誘使我們發表一些毫無意義的站隊言論,而這並不能推進我們的事業,也不能傳播福音。

社會迷思的性質

社會迷思是文化戰爭的命脈,它們有四個主要特徵。

一、社會迷思根植於合理的文化問題。

社會迷思始於真正的文化問題,值得公眾展開激烈辯論。常見的話題包括墮胎、男女同性戀、雙性戀和變性者(LGBT+)、種族、社會公義、槍支管制、投票權、移民等等。這些問題都很非常重要,基督徒應該以榮耀神和造就鄰舍的方式,在公共場合就這些問題發表先知性的言論。但社會迷思並不能幫助我們做到這一點。

2023 年的抵制百威淡啤事件就是一個例子,變性人網紅迪倫·馬爾瓦尼(Dylan Mulvaney)在TikTok上發佈了一段由百威淡啤贊助的廣告後,保守派開始抵制這個品牌。許多保守派人士,包括許多基督徒在內,反對他們心愛的啤酒品牌爲變性人造勢。究其根源,是世俗文化正在將變性正常化甚至浪漫化,這個趨勢已影響到年輕人,讓他們質疑自己的性別,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採取醫療手段來改變性別。對基督徒來說,如果文化開始將殘害我們身體的行爲正常化,並加以推廣,問題就非常嚴重了。

這一點很重要,因爲如果我們認爲所有的文化戰爭話題都微不足道,都只是在分散我們的注意力,我們就會犯錯。社會迷思涉及的是現實問題。大家很願意參與到迷思中,因爲這關乎他們的切身利益。我擔心的是,一旦這些嚴肅的問題變成社會迷思,聲勢就會壓倒實質。這種情況下,變性人在 Instagram 上發佈的百威淡啤廣告就成了一個更廣泛的文化戰爭衝突的象徵,衝突焦點在於人們如何看待性和性別。

二、社會迷思主要在社交媒體上發酵。

社會迷思在網上誕生,在網上壯大,這是因爲社交媒體的形式將複雜問題簡單化、抽象化,通過在社交媒體分享內容,大家也是在傳遞某種關於自己身份的信息。這並不是說這些社會迷思不會進入「現實世界」,而是說它們先在網絡上發酵,之後才會進入「現實世界」。

例如,2022 年,科羅拉多州眾議員勞倫·博伯特(Lauren Boebert)在一次基督教大會上「開玩笑」說,基督的 AR-15 步槍不夠多,不能阻止當局把他釘死在十字架上。關於槍支管制的網上討論很大程度上已經忽略了現實中發生的槍支暴力,以及濫用槍支對個人自由造成的傷害,這些例子比比皆是。但是現在槍支管理卻成了一種社會迷思,博伯特在會上開的玩笑把關於槍支管理的社會迷思帶到了「現實世界」。許多人制作各種各樣的表情包來支持或反對槍支管制,用迷思來表達自己的態度,將槍支管理問題抽象化,把它變成了文化戰爭的象徵。

博伯特並沒有認真地辯護第二修正案的擁槍權利。可是,這個玩笑視頻一傳到推特上,批評她的人就不再認真討論槍支管制了。博伯特所做的,是在更大範圍的文化戰爭中表明立場,她並沒有論證其立場的合理性,所以她才會說出這樣荒誕不經、讓人反感的玩笑話,說什麼我們的主可以靠槍來保護他,這樣他就不用犧牲自己了。對她來說,內容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姿勢,是這個玩笑所象徵的意義。博伯特參與了社會迷思。但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她的話是對網上爭論的回應。

因爲社交媒體高度可視化,社會迷思在網上大行其道。文化戰爭表情包的目的不是爲了說服,而是爲了讓人點讚分享。

社交媒體鼓勵我們將複雜、微妙的問題簡化爲推文和短視頻。如果沒有地方認真討論有爭議的問題,你就只能將事件轉化成表情包,讓實質內容抽象化。

三、在社會迷思中,象徵意義取代了實質內容。

社會迷思的顯著特點是將現實問題抽象化,直至問題本身蕩然無存。問題的象徵——而不是問題本身——成爲了主要話題。博柏特的「玩笑」在網上瘋傳,這時大家談論的不再是槍支管制,而是她的玩笑。當泰勒·斯威夫特出現在「超級碗」大賽上時,大家討論的不是川普或拜登是否會再次當選總統這個具體的問題,而是斯威夫特所象徵的總統競選的問題。在那一刻,迷思就活了。

社會迷思的本質是「象徵大於實質」,表情包或許是最佳例證。表情包要的是傳播量,而不是說服人。辯論話題的實質內容被淹沒在表情包的圖像之下。做表情包,其目的是分享圖像、讓大家都能看到,而不是有理有據地說服人,或者認真地開展討論。

重要的是,社會迷思看似與社會問題相關,實質上它並沒有真正嚴肅地討論社會問題的根源。大家只是在對迷思膚淺的內容發表意見,並不了解某個有爭議的話題所涉及的基本倫理、法律、宗教因素。我們不難想像,有人極力主張解放巴勒斯坦或終止墮胎,但卻不了解其中涉及的基本問題。他們之所以滿腔熱情、慷慨激昂,並不是因爲他們相信這件事的本質,而是因爲他們相信了社會迷思。

四、對於參與社會迷思的人來說,它具有更廣泛的含義。

社會迷思不僅僅是將我們的注意力從問題的實質轉移開去。社會迷思開始有更寬泛的意義。它們象徵著更大範圍文化戰爭中的宏大敘事,從根本上說,這是一場爭奪文明本身的戰爭。一旦問題提升到這一層面,利害關係也水漲船高,讓我們更有理由耗上太多時間在網上爭論。

有些進步人士對 Chickfil-A 的謾罵就是一個例子。與所有的社會迷思一樣,這個迷思源自真實的問題。Chick-fil-A 的老闆向左派認爲是反 LGBT+ 的機構捐款。對於買雞肉三明治的進步人士來說,與LGBT+有關的都不是小事。儘管 Chick-fil-A 及其慈善機構已不再向「反LGBT+」機構捐款,但Chick-fil-A品牌已成爲文化戰爭術語的代名詞。吃雞肉三明治不再簡簡單單地是吃雞肉三明治而已,而是在發表政治聲明,在向世界宣告,LGBT+人群不配享有民事權利。

如果這聽起來很誇張,你不妨讀讀《紐約時報》前職員亞當·魯賓斯坦(Adam Rubenstein)的故事。他爲《大西洋月刊》寫了一篇文章,裡面提到新人見面會上,每個人要說出自己最喜歡的三明治的名字。亞當說自己最喜歡吃 Chick-fil-A 的辣肉三明治,時報的人力資源代表立即訓斥他說:「我們可不說這樣的話。他們討厭同性戀。」

這件事的關鍵在於,三明治所象徵的迷思意義遠遠超出了三明治本身。你買雞肉三明治的錢會被店主捐給進步人士反對的事業,這是真的嗎?是的。但那點捐款數額微不足道,毫無意義——除非它成爲爭取 LGBT+ 權利這個更大的迷思之一部分。在這種情況下,抵制 Chick-fil-A、公開羞辱享用Chick-fil-A三明治的人,就是給予反 LGBT+ 議程狠狠的一擊。

支持墮胎的社交媒體用戶在發佈關於墮胎的表情包時可能會想,我不僅僅是在倡導婦女的選擇權。我是在捍衛人權,反對法西斯神權統治者。當你參與社會迷思,你就加入了全球運動,與無數人一起追求正義。你爲己方陣營搶回文明陣地的努力中出了力。但實際上,因爲魯賓斯坦喜歡某種三明治而羞辱他,對LGBT+事業毫無益處。

我們能做什麼?

如果用社會迷思這一套方法來解決真正的問題行不通,那我們該做什麼呢?

我們首先要認識到,要開展有意義的對話,社交媒體並不是好的選擇。它的目的是讓大家沉迷在淺薄中:膚淺的圖像、膚淺的想法。如果我們利用社交媒體來發表有關文化問題的言論,那我們要做的就是告訴大家,離開社交媒體,換一個地方去進行更長、更細緻的討論。

其次,我們必須審慎地處理文化問題。你不需要對每個熱點話題都發表意見。不發言不代表你就是膽小鬼;相反,審慎考慮會讓你變得更謹慎。問問自己,在這個問題上,你的話是否能有效地爲受眾作出見證。選擇性參與很重要,因爲事情在風頭上的時候,大眾還沒有看到全貌,而當事實真相浮出水面時,那些說錯話的人不僅不會認錯,還會更加負隅頑抗,不肯鬆口。

第三,問問自己,我到底是在討論問題的實質,還是僅僅是在討論符號而已。舉個進步派的例子,你到底是在談論 LGBT+ 的權利,還是在討論雞肉三明治?

第四,討論文化問題時,慎用表情包。大多數表情包並不能有效地傳達什麼信息;表情包代表著製作者的道德傾向,使用表情包就是在傳遞這種道德信號,我不敢說所有的表情包都是社會迷思的一部分,但我確實認爲絕大多數表情包都將事情抽象化,掩蓋了實質內容。

第五,與鄰居和教會會眾一起,努力參與當地社區的文化問題。親自參與,面對面地討論,這樣做並不總是會涉及問題的實質,但與社交媒體不同的是,你們一邊喝咖啡,一邊討論,這種可不是算法能設計出來的。

不管我們怎樣處理面臨的各種文化問題,我們總要記住:帶著勇氣,帶著愛心,靈巧像蛇,馴良如鴿。大家對性、性別、生命的神聖等一系列問題感到困惑。基督徒總是通過倡導公正的公共政策和社會規範來傳播福音。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如何集中精力,如何不讓互聯網上的種種喧囂分心,專心致志地做好我們該做的事。


譯:變奏曲;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Beware Social Myths: Why Memes Offer Symbol Over Substance in the Culture Wars

Alan Noble(阿蘭·諾布爾)博士畢業於貝勒大學(Baylor University),目前在俄克拉荷馬浸信會大學(Oklahoma Baptist University)擔任英語助理教授,他也是《基督信仰與流行文化》(Christ and Pop Culture)的執行編輯,以及《大西洋》的自由撰稿人。他和他的家人參加了俄克拉荷馬城市長老會(CityPres in O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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