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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狀病毒和聖誕馬駒
2020-04-19
—— Paul D. Miller

疫情帶來的強制隔離有那麼點似曾相識的味道。就像14世紀躲避黑死病大瘟疫的農民:我們放棄了與人的接觸。相互握手不再合宜,取而代之的是互碰手肘。城市空蕩蕩,市場被廢棄,節日慶典人跡稀少。我們家經歷過9/11,在炭疽病的攻擊下倖存下來,經歷過阿富汗戰爭,從帶狀皰疹的狙擊下逃生,經歷過艾琳、桑迪颶風、暴風雪和兩次地震。

但沒有一次像冠狀病毒全球大流行那樣:人類文明緩慢地停了下來。

我相信此處該有祝福,就像在聖誕節上看到一堆馬糞的小女孩,必然爲此歡喜快樂,因爲她知道在某處一定有匹小馬駒在等著她(編注:在聖誕節得到小馬作爲禮物是西方世界很多小女孩的夢想)。全球瘟疫的流行就像一堆擺在我們面前的馬糞。數以千計的人死了,數以千計的人將要死去,面對將來的年日,活著的人將處在更貧窮、驚恐的狀態下。

那馬駒在哪兒呢?

偶像化的世代

我成長的年代伴隨著電腦的普及、可獲取的醫療資源,電視、冰箱、超市、汽車、電話都是隨手可及之物。我的孩子們更是浸泡在科技帶來的便捷生活中,成長在後工業文明的外衣之下。文明的工具賦予我們能力,讓生存成爲了確定、便捷,可負擔之事。這些都是好的事物,我爲能擁有它們而歡喜。

但工具給了我們權力,權力也伴隨著危險。當我們隨時擁有可供支配,能力巨大的工具時,那種能力開始變得自然。科技普遍和隨手可及滋生了一種態度:一種臆設近乎所向披靡,幾乎無所不知的態度。任何問題都能解決,每個疑問都能回答。

沒有廁紙?亞馬遜可以送更多貨來。感覺不舒服?街那頭就有醫生,醫療保險計劃也能支付一切。「爸,你能幫我看下作業嘛?」問谷歌百度。

古代希臘人看著後現代的公民,說不定會稱我們爲「神」。

文明也孕育了自大。近乎所向披靡的感覺影響著我們如何看待自己、他人、自然受造界以及最終影響看待神的方式。害著富裕病的我們,不再那麼需要彼此,我們或者看自然是個要解決的問題,或看其爲可剝削利用的資源,我們對神的看法也近乎如此。耶穌警告說,富人進神的國是難的。生活在科技賦能的文明泡沫中是一種難以置信、卻對神瞎眼的富裕。

讓我澄清一下,文明是比其他更好的選擇。我不是要我們成爲科學、技術、現代便利的反對者。沒有科技,瘟疫大流行的嚴重程度將會翻倍地比現在更糟糕,我也不會有電腦,敲下這些想法。

但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能變成偶像。聖經中將終極偶像描繪成一個富裕、充滿權力的城市是有原因的。偉大的文明總是伴隨著權力和財富的集中。就像巴別塔、羅馬、華盛頓一樣,讓人歎爲觀止。它們顯明了人類創造者的創造力和足智多謀,而那位真正的創造者,卻似乎暗淡無光。創世記中的巴別塔和啓示錄中的巴比倫,很多時候都成了我們偶像崇拜的中心,尤其當我們自我欺騙,以爲自己就是它們的建造者。

冠狀病毒帶來的禮物

當這些偉大的城市轟然倒塌,我們是在廢墟黯然神傷嗎?隔離期間的意大利人在家中的陽台上唱歌奏樂彼此打氣,給社區帶去歡愉。隔離幫助他們彼此需要。這些簡易又隨性的音樂會,這些小小的社區交響樂,正是文明拋棄我們後可能有的概貌。取代廢墟中的絕望的,則是唱歌、散步,和鄰舍們烤棉花糖。

就像C.S.路易斯在覈武器大發展時期寫下的,「我們的第一反應是和人聚在一起。」如果我們將死於核彈,或基於我們的情況——被隔離被感染——看爲迫在眉睫之事,那麼就讓我們以「禱告、工作、教導、閱讀、聆聽音樂、爲孩子洗澡……而不是像群受驚的綿羊聚在一起,整日思想著炸彈」或病毒度日。

冠狀病毒疫情大流行可以讓我們回到一種認識中,它曾經貫穿於人類歷史中,如今卻幾乎蹤跡難尋:生命是脆弱的;對鄰舍的愛卻是首先(也是末後)的人類責任;文明是脆弱的;此處的關鍵是,這些感受實際上是正常的,也是好的。完美的安全感才是畸形的、失序的、危險的,而非相反。

如果這幾天閱讀新聞頭條讓你有同樣的感受——混斥著不適、懼怕、感恩,甚至有點高興——那這就是你的小馬駒。請好好照顧它。


譯:EYZ;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The Coronavirus and the Pony

Paul D. Miller(保羅·米勒)是喬治敦大學的教授,教授國際事務。他也是美南浸信會倫理與宗教自由委員會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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