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事工
Z世代年輕人的信仰回歸
2025-04-23
—— Isaac Willour

近期,一個有趣的現象正在發生:越來越多的Z世代年輕男性正在重返教會。《紐約時報》最新報導顯示,與同齡女性相比,Z世代男性表現出更強的宗教信仰傾向。在當前年輕人普遍遠離教會的大趨勢下,男性群體卻呈現出逆勢上揚——數據顯示,在脫離宗教信仰的Z世代人群中,女性佔比 54%,男性佔比 46%。

具體來看,目前有 40%的Z世代女性將自己定義爲」無宗教信仰者」,而在男性群體中,這一比例降爲 34%。面對這一前所未有的現象,研究人員不禁思考:教會應該如何看待這種性別差異?是該樂觀地將其視爲一種特殊的信仰復興現象,還是應該審慎地將其解讀爲社會制度性不平等的映射——在這種不平等中,年輕男性往往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

年輕男性:一群需要救治的病人

奧古斯丁曾說過一句廣爲流傳的話:「教會不是聖人的旅館,而是罪人的醫院。」如果這個比喻是對的,那麼當代美國的男性群體就是一群亟待救治的病人。從許多重要指標來看,美國年輕男性的處境令人擔憂。

正如我在其他文章中所寫的

和我同齡的男性群體,整體學業表現欠佳,選修專業課程的比例也在下降——如果他們選擇接受高等教育的話,而實際上,選擇繼續深造的男性比例也在降低。在過去三十年裡,報告「沒有親密好友」的男性人數激增五倍,而 25-34 歲男性群體的自殺率上升了 34%。我們這一代人的悲劇性衰退,在太多情況下,確實已經成爲了一個關乎生死的嚴重問題。

社會學家亞瑟·布魯克斯(Arthur Brooks)指出,人類幸福感需要四個基本要素:信仰、家庭、工作、朋友。而當代男性至少在後兩個方面都面臨著嚴重困境。再加上專門面向男性的社交空間日益減少,你就能理解爲什麼許多年輕男性會感到被社會拋棄——與此同時,社會文化卻在全力支持年輕女性,讓她們更加有力量。

研究員理查德·里維斯(Richard Reeves)指出:「目前的趨勢是,男性組織都在轉向男女混合,而女性組織卻依然保持單性別模式,或者至少保持著專門服務女性和女童的宗旨……回過頭來看,許多組織——尤其是那些本應關注男童和年輕男性的組織——放棄單一性別模式的決定,很可能是一個錯誤。」

教會是醫院

在當今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爲什麼年輕男性會選擇回歸教會?值得注意的是,教會並非一個專門服務單一性別的機構。恰恰相反,正是它致力於爲不同性別提供共同精神家園的理念,使其成爲了一個能夠塑造信徒品格、影響社會文化的重要機構,而不是一個隨波逐流、被文化潮流所裹挾的組織。

這正是年輕男性選擇留在教會的原因——他們深切感受到,教會所能給予的,遠不止是一個支持男性群體的庇護所。更爲重要的是,教會爲信徒提供了一種獨特的人性觀,這種觀念不是建立在世俗的身份認同之上,而是植根於聖經對責任的深刻理解。

早在 20 世紀 60 年代,社會學家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就曾敏銳地指出,教會正在重新成爲人們尋求「苦難意義」的精神歸宿。從這個角度來看,Z世代男性堅守宗教信仰就顯得順理成章了。在當今社會文化中,人們往往過分關注解決女性困境,以至於忽視了男性群體的問題。而教會文化則爲這些感到被邊緣化的年輕男性提供了一個更具包容性的選擇——它引導人們通過重新審視人生目標和天賦使命來超越世俗困境。

對於那些正在與孤獨、失落感抗爭,或是難以抵禦網絡誘惑(如色情網站PornHub等)的Z世代男性而言,後現代社會所標榜的性別平等——即在身份認同的痛苦中實現表面的平等——顯然缺乏真正的吸引力。相比之下,基督教所提出的人類平等願景則更具說服力,因爲在這種信仰視野中,所有人都能在基督之愛中找到真正的歸屬和合一。

教會的機會

面對這些懷揣困惑、渴求生命意義、急切尋找精神歸屬的年輕男性湧入教會,教會該如何應對?也許有人會產生一種衝動,想要立即向這些年輕人灌輸有關「文化戰爭」的觀點,但這顯然不是當務之急。

在思考如何引導這些年輕人回饋社會之前,教會首先要認識到:年輕男性願意留在教會,這是一個難能可貴的機會。藉此機會,教會可以幫助他們糾正世俗哲學帶來的種種誤導。這些誤導主要來自兩個極端:一是男性社群(manosphere)中那些否定信仰的極端思想;二是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廣泛傳播的男性負罪感——後者讓許多年輕男性誤以爲自己的困境是一種原罪,只能默默承受,不敢發聲。

對於所有在週日走進教會的基督徒,包括這些重新認識到教會價值的年輕男性,教會都應該秉持同樣的態度:視他們爲有潛力擁有崇高品德和卓越才幹的個體。要知道,要真正撫慰他們的心靈,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幫助他們卸下當今社會強加的沉重心理包袱,轉而接受來自上帝的慈愛與指引。因爲唯有在信仰的指引下,人才能找到生命的首要目的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Generation Z’s Prodigal Sons

Isaac Willour(以撒·維爾羅)是格羅夫城市大學(Grove City College)政治學專業的學生。他是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執行委員會主席、格羅夫城市大學《法律與公共政策期刊》高級編輯、卡爾·楚曼的研究助理以及阿克頓研究所(Acton Institute)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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