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1年，一種可怕的病毒侵襲了波士頓。天花病毒（variola virus；更常見的名字是smallpox）在當時並不是新事物：對此最早的文字記載來自四世紀的中國。天花的死亡率大約是30%（相較而言，根據美國疾控中心的數據，新冠病毒的死亡率是2.7%）。
天花是一頭猛獸。
制伏天花的努力始於兩位清教徒牧師，他們開始考察神是否在自然界提供了天花的解決方法。因著那場疫情的爆發，有些清教徒開始試驗疫苗接種，這樣的試驗引起了強烈的反對。
清教徒傳道人例如科頓·馬瑟（Cotton Mather 1663–1728）與本傑明·柯爾曼（Benjamin Colman 1673–1747），都是新英格蘭社會的領導人物。馬瑟的父親和祖父都是美國清教徒開拓者，柯爾曼則是一位有影響力的牧師，他創立了波士頓布拉特爾街教會（Brattle Street Church）。在天花疫情中失去了十個孩子的馬瑟無疑深感絕望。他的追求發生轉變，開始探索拯救孩子脫離疾病的方法，這讓那些將清教徒視爲律法主義與避世主義者的人感到不可思議。
馬瑟從他的非洲奴隸阿尼西母斯（Onesimus）那裡了解到了疫苗接種。阿尼西母斯是加拉曼特人（Guramantese），他們當中就有這樣的做法。這位奴隸的疤痕證明了他從一場瘟疫中倖存了下來，他的敘述還得到了來自土耳其的文獻印證。
馬瑟的第一個實驗對象是自己的兒子撒母耳（Samuel）。
馬瑟從一位病症較輕的天花患者身上取了一些血和膿水給撒母耳，這個過程被稱爲「引痘」。撒母耳身上出現了輕微的症狀，但很快就康復了。不久，很多人願意讓馬瑟爲他們接種；但也有人被嚇壞了，馬瑟爲此受到了嚴重的騷擾。甚至有人將炸彈扔到馬瑟的屋子裡，附上字條說：「科頓·馬瑟，這是給你接種用的。」還好，那枚炸彈是啞彈。
本傑明·富蘭克林的哥哥詹姆士·富蘭克林（James Franklin 1697–1735）特地辦了份報紙聲討馬瑟「變態」的試驗。馬薩諸塞殖民地眾議院（The Massachusett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通過了法案禁止接種，但是法案的推進停滯在了上議院（upper house）。這時醫生們都在哪裡呢？令人驚訝的是，當時大多數醫生與暴民、詹姆士·富蘭克林，還有立法者們同一陣營。
約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代表波士頓的大多數醫生發表了「若干篇論述文章，以證明天花接種違背了醫學規律（Law of Physick），無論從自然的角度還是從神聖的角度而言都是不合法的」。他論述道：「接種是一種暴行，違背了自然律和神爲我們設定的模式……所以，接種是不聖潔的。」
因此，1721年波士頓天花疫情期間，當許多傳道人支持接種時，多數醫生反對。柯曼與他同伴威廉·柯珀（William Cooper）加入了科頓與他的父親尹克里斯·馬瑟（Increase Mather）的陣營，一起公開支持接種。
在清教徒神學中，是什麼因素使其傳道人在遭遇廣泛反對的情況下仍然對科學進步如此開放呢？
今天面對著新冠疫情，人們正在科學中尋求拯救。現代世俗世界有一種迷思，認爲基督徒在歷史上一直都反對科學。美國疾控中心的官方說法把天花疫苗接種的發現歸功給一位英國醫師愛德華·琴納（Edward Jenner 1749–1823），卻絲毫沒有提及兩代人之前清教徒牧師的開創性工作。
事實上，清教主義支持科學，正是出於其神學信念的特點。清教徒遠非許多人想像的，是那種動輒就燒死異議者、不食人間煙火者、思想保守的獨裁者。我曾在其他文章中提出的定義是：清教徒神學是一場入世的福音苦行運動（inner-worldly ascetic evangelical movement），目的是要追求社會的整體轉變，而這轉變需要符合聖經所給出的概念樣式，始於每個人自己作爲罪人的重生經歷。
這裡至關重要的是入世主義（Inner-worldliness）與整體主義（holism）。
例如，柯曼與柯珀出版的一本支持接種試驗的小冊子，讓我們得以窺見清教徒的世界觀。對疫苗接種的一個常見批評是它「僭越本分做起了神的工作」。今天少數不接受現代醫學的基督徒也有類似的觀念。柯珀認爲，「沒有神的允許，天花（即他所稱的瘟熱：distemper）不能奪走任何生命」。這一點在次年得到了柯曼的響應。然而，他知道天花「通過第二動因」（ by means of second causes）傳播。不論是因爲傳染還是接種而染病，那都是神的工作：所有的第二動因都來自祂並受祂支配，祂是第一動因。
有的人認爲，神預定了我們的壽數，接種的做法就是試圖改變神的旨意。柯曼與柯珀在《來自同鄉朋友的一封信》（A Letter from a Friend in the Country）中，同意了前提但拒絕了結論：「祂定下了我們的壽數，也定下了我們活滿這些年歲所藉的途徑。」
這位自然的創造者不是「填補（科學）空白的神」。神創造了規律：即自然界的因果鏈，也讓我們能夠發現那些規律並使用它們。
清教徒認爲自然之書與啓示之書（聖經）是一致的。神的創造是聖經以外，神的另一部書，同樣值得深入學習。尹克里斯·馬瑟曾精要地闡述過這個信念：「神透過自然界對我們說話，就像祂透過啓示對我們說話一樣。」他是最早著書論述彗星的作者之一。1663年，來自英國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一個基本由清教徒建立的科學組織，其中有艾薩克·牛頓）的年輕科學家小約翰·溫斯洛普（John Winthrop Jr.，1606–1676）把一架望遠鏡帶到了哈佛，馬瑟便用它來觀測彗星。
小溫思羅普的父親是馬薩諸塞清教徒聖經之邦（Puritan Bible 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的創立者和總督。他自己也長期擔任同樣由清教徒治理的康乃狄克殖民地（Connecticut）總督。他也是新英格蘭最傑出的科學家之一。英國皇家學會吸收他成爲會員，並出版了他的一些對動物與動物群落的觀察成果。
科頓·馬瑟是英國皇家學會的成員。而且恰恰因爲他是清教徒傳道人，他也應當算是科學家。除了進行天花接種試驗，他還用顯微鏡研究「小鰻魚」（微生物），用哈佛的望遠鏡研究哈雷彗星。
他們對科學的執著程度在後期清教徒約拿單·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的悲劇中可見一斑。他在1758年接受了天花疫苗接種，結果導致了他的死亡，而當時他就職新澤西學院（The College of New Jersey，今天的普林斯頓大學）院長僅五週。
清教徒從未妄想過爲了擁抱聖經的真理需要而無視理性或科學的證據。哥白尼的理論在新英格蘭很早就獲得了認可。所有真理的整體性——包括啓示的與實驗的——是清教徒神學的基本信仰。如清教徒學者佩里·米勒（Perry Miller）觀察到的：「清教徒神學視自己爲虔誠與理性的聯合體。」
這一聯合很大程度上是清教徒神學能夠成爲新興現代化潮流強大塑造者的原因。
隨著科學的進步，相對而言，我們已不再面臨科頓·馬瑟曾面對的無法控制的恐懼，儘管新冠疫情又讓我們稍許嚐到了這種恐懼。
神學對清教徒而言，不是用來逃避現實的方法，而是研究與使用神所造世界的動力。諾貝爾獎得主西蒙·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指出，對環境日益增加的控制能力，特別是對災難性瘟疫大流行的控制，是現代化的標誌之一。
今天，我們把這種控制自然的能力不斷增加的趨勢與科學相聯繫，而後者在許多人眼裡與世俗化是一回事。但是，清教徒才是這一趨勢的先驅，他們渴望聽到神以他的創造及他（在聖經中）的話語說話。清教徒向我們展示了科學與神學是如何成爲朋友的，而這兩者正是神用來整體治癒身體與靈魂的途徑。
譯：Alex Liu；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When Puritan Theology Helped Develop Immun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