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 年，狄馬可（Mark Dever）寫了一系列博客文章，題爲「這些加爾文主義者從哪裡冒出來的？」。他列舉了 10 個原因，解釋爲什麼改革宗神學的五大要義（TULIP，鬱金香）在福音派中蓬勃發展，提到了一些極具影響力的牧師，如司布真、鐘馬田、派博和麥克阿瑟。他還提到了美南浸信會內部關於聖經無誤的爭議，以及像巴刻這樣的作家和真理旌旗（Banner of Truth）這樣的出版社。狄馬可從這些廣泛的來源中，挖掘出近期改革宗復興運動的根源。
我贊同狄馬可的所有觀點。不過，我在想是否還可以加上一個重要的文化事件：9·11 事件。雖然各種做法、傳道人和出版社爲近期改革宗神學的復興奠定了基礎，但爲什麼這個運動最大的增長只發生在過去十多年？9·11 事件在改革宗復興中究竟扮演了什麼角色？
談到 9·11，我指的不僅是恐怖襲擊本身，還包括由此引發的一系列事件：兩場代價高昂的戰爭、對恐怖主義的恐慌情緒和經濟大衰退。這些相關事件進一步加劇了劫機者引發的文化變遷。
此外，過去十年還發生了許多可怕的自然災難（兩次大規模海嘯、卡特里娜颶風、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地震、美國東南部的龍捲風等）。雖然這些與 9·11 無關，但或許這些悲劇在新加爾文主義的發展中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迫使基督徒們不得不直面一些棘手的教義問題。對我們許多人來說，這些經歷讓我們在面對人類苦難時，更深刻地體會到上帝主權的重要性。
9·11 事件對福音派的影響有多大，實在難以衡量。我們頂多只能從零星跡象中，窺見它在神學上引發的連鎖反應。除了親身經歷那場恐怖的人，很少有人會把那個可怕日子發生的事與神學觀點的轉變聯繫在一起。我猜想，在那些年輕、躁動、歸正的基督徒中，幾乎沒有人會認爲 9·11 是他們轉向改革宗神學的一個關鍵時刻。
然而，有時候影響我們最深的，並非個人經歷，而是我們所呼吸的文化空氣。有沒有可能 9·11 事件及其文化餘波「改變了空氣」，使得福音派中相當一部分人開始思考一些之前不那麼緊迫的問題？
讓我們來看看 9·11 後的文化氛圍如何爲新加爾文主義的興起創造了條件：
恐怖主義將「邪惡」這個概念從正向思考和實用神學的「煉獄」中解救出來。一直以來，整個社會都在試圖避而不談「邪惡」與「罪」，然而，這些嘗試都像鴕鳥一樣，把頭埋在沙子裡，對真相視而不見。9·11 事件之後，政治家開始重新使用這個詞。傳道人開始關於邪惡和苦難現實的系列講道。
但許多年輕人並不滿足於僅僅承認邪惡的存在。我們開始深入思考神的主權和人類責任之間的關係。關於惡的經典問題——「如果神是良善的、全能的，爲什麼會有邪惡存在？」——再次成爲大家熱議的話題。
9·11 事件之前，我總是從自由意志這個角度來理解邪惡和苦難：
神希望我們愛祂。
愛不能強求。
因此，神賜予我們自由意志。
所有的壞事都是人類運用自由意志的結果。
不應該讓神背鍋。
但 9·11 之後，這套標準說辭徹底崩塌了。親眼目睹恐怖襲擊造成的慘烈場面後，我開始懷疑自由意志是否值得付出如此慘重的代價。僅僅爲了讓神能夠得到人自發的愛，就讓人擁有自由意志，這值得嗎？難道沒有比我們愛神更重要的事嗎？
我還意識到，自由意志的說法並沒有讓神完全撇清責任；它只是把祂的存在又推遠了一些。我記得當時在想：祂只需一句話，就能改變飛機的航向，避開大樓。祂輕而易舉就能讓安檢人員注意到恐怖分子，在他們登機前就把他們揪出來。祂本可以賜給聯合航空 93 航班的乘客足夠的力量，衝進駕駛艙，在飛機墜毀前控制住局面。這三件事祂本都可以做到。但祂沒有。爲什麼沒有？如果你明明能夠阻止一場悲劇卻選擇不阻止，這是否意味著你也要爲此負一定的責任？
面對「9·11 式邪惡」，典型的福音派回應往往是聳聳肩，然而把目光轉向那天中的「上帝時刻」尋求安慰。各種故事廣爲流傳，有的講述某位女士在大樓倒塌前千鈞一髮逃生，有的報導兩根鋼樑在高溫中巧妙熔成十字架的形狀，還有人提到在五角大樓煙熏火燎的廢墟中完好無損的聖經。許多基督徒沒有去深究 9·11 的邪惡，而是從神的仁慈中尋求安慰，感恩祂沒有讓最壞情況發生。
但我記得，這些回應在當時看來是多麼得蒼白無力。雙子塔倒塌了。有人倖存下來。感謝讚美主！但其他人卻喪生了。這時我們還要感謝讚美主嗎？如果說神讓某些人活了下來，那是否也意味著祂讓某些人離開人世？
還有那些感性的回應。「9·11 那天神在哪裡？」他們說，祂就在那裡，在那天所有英勇行爲中。神與那些隨塔樓墜落的消防員們同在。神與那些在現場救治人們的救援人員同在。神與那些試圖從廢墟中救人的志願者們同在。
但這種回應也不夠充分。它只是把注意力從更大更緊迫的問題上轉移開：劫機者控制了飛機時，神在哪裡？在真正關鍵的時刻，神在哪裡？許多福音派信徒描繪的神，就像一個慈祥的老爺爺，來得太晚無法阻止悲劇發生，祂只是幫助我們重新拼湊破碎的生活。
典型的福音派回應太過膚淺，我無法接受。它們迴避難題，提供暫時的安慰。從我與許多朋友的交談中來看，那些感性的回應也沒有引起他們的共鳴。接下來的幾年只是讓這個問題更加嚴重。那些溫情脈脈，老少咸宜的基督教內容，不管是廣播，還是書籍，都沒有告訴我們，爲什麼好友意氣風發地奔赴中東戰場，卻被冰冷的運屍袋送回祖國。
9·11 不僅動搖了雙子塔的根基，也改變了文化氛圍，動搖了許多年輕福音派信徒的神學基礎。我們開始質疑那些一直以來視爲理所當然的事情。許多人開始深入探究，渴望找到答案。而改革宗神學並沒有迴避這些棘手的問題。
回想起與我同校的基督徒和教會青年團契裡的朋友們，我看到了兩種走向。一些人在與這些問題搏鬥後退縮了，停留在那種典型的福音派回應中，既安全又感性十足。但大多數人最終成爲了改革宗基督徒，或至少傾向於改革宗。他們發現了約翰·派博及其對人類苦難的深刻見解。他們找到了其他不怕正面應對困難問題的牧師和教師。去年從伊拉克回來的弟弟告訴我，他的戰友們讀的是派博和史普羅這樣的人寫的書，而不是羅布·貝爾（Rob Bell）和唐納德·米勒（Donald Miller）的作品。
在 9·11 之後的世界裡，淺薄的福音派信仰無法滿足許多年輕福音派信徒的渴求。許多人最終接受了一位威嚴、令人敬畏、榮美得令人無法抗拒的神，祂打破了我們給祂設定的條條框框。
神掌管一切。
9·11 的邪惡，雖然不被上帝認可，但某種程度上，依然是祂宏大計劃的一部分。
十字架提醒我們，神能從最大的惡中帶來最大的善。
因此，沒有任何痛苦是毫無意義的。
神終有一天會永遠戰勝邪惡。
改革宗神學給了年輕人一個新的視角，讓他們看到一位偉大的神，祂允許邪惡發生，雖然我們無從得知祂爲什麼要這樣做；祂也是有大能的神，最終必能戰勝邪惡。關於神主權的教義不再是與書呆子較勁的工具，而是在動盪時期中一個給我們安息和確據的避風港。
如今許多年輕的傳道人和教師，與上一代嬰兒潮牧者相比，他們的風格不一樣。馬特·錢德勒（Matt Chandler）和大衛·普拉特（David Platt）的講道裡，不會包含許多具體小貼士以幫你改善生活。雖然他們講道的風格迥異，但你會聽到他們在探討一些人生最棘手的問題。錢德勒在接受腦瘤手術後的康復期間講解《哈巴谷書》。大衛·普拉特帶領他的教會爲遭受龍捲風襲擊的伯明翰進行神學反思，提供實際的服務。許多年輕牧師的講道事工明顯受到了 9·11 後世界現實的影響。
當然，我們也看到，成功神學在大行其道。新興教會曾經風靡一時，然後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有些人在開放神論中找到了答案。約爾·奧斯汀（Joel Osteen）是美國最有影響力的牧師，他的講道幾乎完全迴避了痛苦和悲傷。但是，大量年輕的福音派信徒對這些教會不以爲然。9·11 後的文化氛圍間接塑造了年輕福音派信徒看待的問題以及他們關注的重點。那些尋求答案的人，從狄馬可系列文章中提到的人物和出版社那裡得到了幫助。
我們可能無法找到一種方式來解釋所有的現象，將 9·11 事件與新加爾文主義的興起直接聯繫起來。不過，當我們在思考「這些加爾文主義者從哪裡冒出來的」時，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在 90 年代，改革宗思想就已經暗流湧動。然而只是在 9·11 事件之後，才出現了改革宗的真正復興。
譯：變奏曲；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作者博客：September 11 and the Rise of New Calvin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