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講述 1381 年英格蘭農民起義的電影，與「9·11」恐怖襲擊有什麼關係？英國導演保羅·格林格拉斯（Paul Greengrass）選擇在美國這場慘劇發生 25 週年之際，推出新片《起義》（The Uprising）。我想，這並非巧合。畢竟，他最受讚譽的作品正是以那場襲擊爲題材的《93 航班》（United 93，2006）。新片在這個時間點上映，彷彿在邀請我們思考，這兩場充滿暴力、激起強烈反響的事件，究竟有何相似之處？
《起義》因暴力內容被評爲R級。安德魯·加菲爾德（Andrew Garfield）在片中飾演一位以「耕夫」（Ploughman）之名爲人所知的農民。他與科斯莫·賈維斯（Cosmo Jarvis）飾演的沃特·泰勒（Wat Tyler）、傑米·貝爾（Jamie Bell）飾演的約翰·鮑爾（John Ball）聯手，反抗不公的稅賦，向 14 歲的理查二世（Richard II）及其腐敗王廷討回公道。影片展現了積怨如何沸騰，最終化爲有組織的暴力反抗，試圖推翻敵人。看到這裡，它與《93 航班》的關聯便愈發清晰。這並不是說，兩場行動在道德上具有同等的正當性，或雙方訴諸暴力的理由同樣站得住腳。兩部電影的共同之處在於，它們都讓觀眾切身感受到，一場試圖以暴力顛覆既有秩序、最終卻未能成功的行動，會帶來怎樣的恐懼與混亂。
格林格拉斯的其他幾部電影也探討了這一主題。《菲利普船長》（Captain Phillips）講述2009年索馬里海盜企圖劫持一艘馬士基貨輪的事件；《挪威 7·22 爆炸槍擊案》（22 July）則聚焦一名右翼極端分子，他在 2011 年製造了挪威歷史上最嚴重的恐怖襲擊。
格林格拉斯關注的重點，並不是這些試圖發動變革的人如何從政治或意識形態上爲自己辯護。他更在意的是，當這些人對自己的使命深信不疑而最終訴諸極端暴力，那一刻會迸發怎樣的戲劇衝突，又會釀成怎樣的悲劇。歷史上那些臭名昭著的日子，背後的推手往往不是那些猶疑不決的人。推動它們的是某些人深信不疑的公義理想。只是這些理想往往已經扭曲成妄想，又被仇恨進一步煽動。
但暴力反叛者總會遭遇激烈而血腥的抵抗。《93 航班》之所以如此震撼，部分原因就在這裡：我們看著大衛·艾倫·巴斯切（David Alan Basche）飾演的託德·比默（Todd Beamer）和其他乘客奮起反抗劫機者，爲阻止恐怖分子釀成更大的災難而拼死搏鬥。同樣，《菲利普船長》結尾部分，美軍的反擊令人屏息；凱瑟琳·畢格羅（Kathryn Bigelow）執導的《獵殺本·拉登》（Zero Dark Thirty，2012），也讓深受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策劃的「9·11」恐襲震撼的美國觀眾，得以宣泄積壓的情緒。
《起義》與這些電影有著重要區別，但它遵循了相似的敘事模式，也從暴力碰撞中呈現戲劇張力。
起義從頭到尾講述的都是暴力如何催生更多暴力。影片開場不久，耕夫目睹國王的官員對農婦施加駭人的暴行。他隨即以暴力還擊。影片暗示，正是這一點火星，點燃了蓄勢待發的農民起義，使之迅速燎原。
片中，起義的農民幾次似乎佔了上風，從壓迫者手中奪回權力，卻又遭到暴力反撲，局勢隨之逆轉。到了影片的第三幕，這一點尤其鮮明：暴力與報復輪番上演，間隔越來越短。
說《起義》在某種意義上是一部羅賓漢的「起源故事」，算不上劇透。加菲爾德飾演的耕夫，靈感來自 14 世紀英國長詩《農夫皮爾斯》（Piers Plowman）；巧的是，現存文學作品中最早提到羅賓漢的，也是這首詩。這位傳奇英雄的故事之所以長久不衰，部分原因在於，對飽受不公之苦的人來說，看著腐敗的權貴得到報應，實在大快人心。這樣一位以劫富濟貧伸張正義、不惜觸犯法律來匡正法度的俠客，廣受喜愛並不奇怪。
但《起義》也有力地呈現出，這種做法既讓人熱血沸騰，又讓人心生矛盾。落在墮落的罪人手裡，再正當的公義訴求，也常常淪爲新的腐敗。這循環古已有之：受壓迫者推翻壓迫者，轉身又成了新的壓迫者。如此往復，沒有盡頭。
即使格林格拉斯並不以評判這些追求公義的起義是否正當爲首要目的，他的電影仍不可避免地引導觀眾更同情其中一方。
在《93 航班》《菲利普船長》和《挪威 7·22 爆炸槍擊案》中，影片顯然要我們同情恐怖襲擊的受害者，而不是發動襲擊的恐怖分子。《起義》也一樣。比起殘酷對待農民的理查二世及其腐敗廷臣，我們顯然更容易同情起事的農民。耐人尋味的是，片中有個人物稱他們爲「一群可鄙之人」（deplorables）。這一場血流成河的慘劇中有不少斬首場面，暴力程度相當高。看完這部影片，久久縈繞心頭的仍是悲嘆。在這樣的世界裡，冤冤相報的暴力循環，彷彿永遠無從打破。
在這個深受罪惡侵蝕的世界，追求公義本是應當的，這份願望也是好的。可我們良善的初衷，常常在私慾與血氣中偏離方向，反而使事情變得更糟。
就連堪稱片中較爲正直的耕夫，也未能倖免。影片的大部分時間裡，他的動機單純，所求也不多。他只是一個在瘟疫中失去一切的農民，妻子兒女也都死了。沉重的稅賦逼得他拼命耕作，「向土地索取它根本給不了的收成」。而他想要的，不過是人最樸素、最基本的願望：安息。然而，隨著故事推進，他的動機變了。到最後，推動他的已是憤怒與復仇。
究竟怎樣才能打破這循環？怎樣才能讓人得享全然的安息與自由，使起義與壓迫一同止息？唯有一位全然良善的君王，才能做到。
《起義》中段有一幕格外動人，讓我們短暫瞥見一位良善君王所能帶來的和平與公義。伍迪·諾曼（Woody Norman）以極富張力的表演，刻畫了理查二世複雜的性格。在這一幕中，國王接見耕夫、泰勒和鮑爾，聽取他們對公義的訴求：「陛下，我們只求公道，只求彎曲的得以修直，僅此而已。」
他聽進去了，至少看起來如此。有那麼一刻，這位「彌賽亞式的君王」（當時的人如此看待君王）彷彿真是一位良善的王，能在地上代表那位身爲神的彌賽亞。他甚至親口點明了這一點：「神聽見了你們的呼聲，你們的王也聽見了。」那一瞬間，我們彷彿看見了一個這樣的國度：君王秉公行義，謀求百姓的福祉與平安，化解紛爭，施行完全的公義。
可這只是轉瞬即逝的幻景，甚至可能是一場殘酷的騙局。歸根結底，這一幕之所以有力量，主要在於它將我們的目光引向末後的盼望。它提醒我們，我們的靈魂多麼渴望一位完全值得信賴的君王。
在那位君王的國度完全顯明以前，起義仍會不斷發生，有些成功，許多失敗，因爲不公仍是這個世界的常態。但我們不能只是聳聳肩，說一句「面對不公，人無能爲力」。我們不該冷漠，也不該麻木。我們既要清醒地看見別人的罪，也要看見自己的罪；同時，要從神最終成全祂國度的應許來看待眼前的世界。這樣，我們才能對改變世界抱有合宜的期待，不至於陷入建立「人間天堂」的烏托邦幻想。
羅賓漢無法使彎曲的變爲正直。但他的傳說依然撥動我們的心絃，因爲我們渴望，也在等候，那位真正能做到這一切的英雄。
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Why 『The Uprising』 Is a Fitting September 11 Rele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