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我曾向社會學家詹姆斯·戴維森·杭特（James Davison Hunter）請教關於當時政治競選的問題，還有誰比這位提出「文化戰爭」概念的學者更適合回答這個問題呢？但他的回答讓我吃了一驚。他擺擺手拒絕了我的問題，理由是他不預測天氣。
因爲他研究的是氣候。
這句話讓我銘記至今。我們需要更多文化氣候學家。我的意思是，我們需要的不是對新聞推送裡的即時事件（「天氣」）被動反應，我們需要主動研究評估文化中更深層的價值觀、意識形態、敘事和運作模式（「氣候」）。
在凱勒文化護教中心，我們並不認爲文化護教是捍衛基督教信仰的唯一方式，我們甚至不認爲它總是最佳方式。但我們確信，這種方法能幫助我們連接聖經、神學和歷史智慧的重要源泉，從而以吸引人的方式讓這個世俗時代看到福音。
無論你採用哪種護教方式，都是在遵循特定規則體系，使用特定語言，順應你所處時空的共鳴點。換言之，護教與文化息息相關。
耶穌經常運用農業社會的日常生活比喻，與鄰里產生共鳴。在《使徒行傳》中，彼得在五旬節的講道與保羅在亞略巴古的宣講傳遞著相同的福音信息，卻根據聽眾身份（猶太僑民與希臘哲學家）奏響了不同音符。二世紀殉道者遊斯丁的《第一護道書》（First Apology）與五世紀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都在羅馬帝國截然不同的歷史時刻，以適合當時情境的方式訴說著永恆的真理。
「無論我們是否意識到，我們總是在某種文化背景中進行護教。」馬克·艾倫（Mark Allen）和喬希·查特勞（Josh Chatraw）在他們即將出版的新書中寫道，「大學的哲學系和你家附近的酒吧一樣，每一處都離不開文化。」
從聖經和歷史的例子來看，文化護教其實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不管你採用哪種護教策略，都無法避開文化這個層面——因爲文化本身，也可以被理解爲宗教的另一種說法。正如大衛·福斯特·華萊士（David Foster Wallace）所說：「每個人都在敬拜。」而宣教學者萊斯利·紐畢真（Lesslie Newbigin）在他的著作《對希臘人是愚拙》（Foolishness to the Greeks）中對「文化」有這樣一個定義：
我們所謂的「文化」，指的是一群人所發展出的、並代代相傳的各種生活方式的總和。文化的核心是語言。一個民族的語言表達了他們如何看待世界、如何應對世界。而圍繞這一核心的，還有他們的視覺與音樂藝術、技術、法律、社會和政治組織。我們還必須把一套關於終極實在的信仰、經驗與實踐納入文化之中，並視爲任何文化的根基——這些東西塑造生活的意義，賦予生命方向，並要求人的最終忠誠。我顯然說的就是：宗教。
宗教並不是文化的「下游產物」；恰恰相反，文化才是宗教的下游，是人類在尋求意義與永恆過程中所形成的必然產物。紐畢真的這段話充分展現了文化護教的廣闊視野。正如我從神學家範浩沙（Kevin Vanhoozer）的「文化詮釋學」課程中學到的——哪怕是一句廣告語，也可能承載著一個社會最深層的渴望。一部電影、一首歌曲，甚至一場體育賽事，都在講述這個文化的盼望與恐懼。這些現象幫助我們讀懂文化的「氣候」，也爲扎根於福音的護教者提供機會，去辨識文化中謬誤的地方，並與福音建立聯繫，使不信者能認清自己的罪與對救主的真實需要。
文化就像氣候，在不知不覺中塑造著我們的渴望。在奧古斯丁傳統中，文化護教者認識到：「渴望」是信仰的重要驅動力。
社會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曾用「大象與騎象人」來形容直覺與理性的關係：理性可以指引方向，但只有當直覺受到激發，大象才會行動起來。換句話說，心之所向，理之所往。我們的直覺緊跟著我們的願望而行——我想成爲什麼樣的人？或者，換一種問法：「誰是我的同類？」我們常以爲自己是獨立理性的個體，能夠冷靜權衡、客觀判斷各種觀點。但實際上，大多數時候我們受「部落本能」（tribal instincts）驅動，自動篩選出那些我們願意接納的信念。部落本能非常強大，如果要繞過這種本能，允許某種信念徹底改變我們的生活，那將是非常困難的。除非我們願意改變，除非我們能想像自己可以歸屬於另一個群體，否則理性會讓我們的心靈戒備森嚴。
這正是文化護教的作用所在：它讓人在完全明白福音之前，就願意相信福音是真的。我們指出基督爲主的美好，與邪惡勢力轄制下的醜陋形成鮮明對比（弗 6:12）。
泰德·特納（Ted Turnau）在他的著作《流行護教學》（Popologetics）中說：「護教要做的是在盼望與非基督徒之間架起一座橋。」他提到，我們可以用多種理由引導人追尋善良、美善、公義、盼望、平安、活力、憐憫。正如紐畢真在《多元社會中的福音》（The Gospel in a Pluralistic Society）中指出的那樣，教會就是向社會詮釋福音。教會能提供另一種「氣候」——一個有生命力的環境，來對抗當今文化氣候中的陰霾。正是基督徒的群體生活構成了非信徒與盼望之間最有說服力的橋樑。這個世界透過基督的身體如何在恩典中、在真理中、出於愛心地彼此相處，看見耶穌的真實。因此，文化護教不只向外發聲，也呼籲教會自身的靈性與道德更新，成爲福音轉化力量的有力見證。
保羅·古爾德（Paul Gould）將文化護教定義爲「在文化中確立基督教的聲音、良知與想像力，使世人看到基督教信仰是可信的，能滿足他們的渴望。」在這個聲音喧譁、觀點如潮的時代，當基督徒彼此相愛，也愛非基督徒時，就會吸引世人。這正是耶穌在《約翰福音》17:23 中所禱告的：我們合而爲一，世人就知道父差了他來。
當然，僅憑我們的群體生活，別人不會就此得出結論，認爲耶穌是神的兒子，曾爲罪人受死並復活，他不久將再來更新這世界。我們必須親口傳講這好消息，警戒人悔改，呼召他們信主。當他人從我們身上看見福音的實際果效，他們就更能體會這真是一個「好消息」。他們與我們面對面地接觸時，就能更清楚地分辨出，到底是福音本身的冒犯性，還是我們這些罪人自身的失敗與不完全，造成了他們對教會的反感。
如果我們對文化的理解停留在表面，只關注「天氣」，卻忽視背後的「氣候」，就會嚴重威脅教會的合一，也損害她的使命。我認爲，我們之所以很少看到福音廣傳的果效，是因爲我們沒有意識到：我們早已在不知不覺中偏離了神的話語。很多人以爲自己是在爲基督而活，實際上卻只是順從了這個世界的潮流。
甚至在不少福音派教會中，福音已經被降格成一種附屬品，只是用來點綴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我們可能會爲了「拯救文化」而投某個政黨一票——說到底，其實是爲了反對政治對手的罪惡。但我們有沒有認真面對自己所受的文化捆綁？例如消費主義、貪圖安逸、沉溺享受？我擔心，我們對福音的「詮釋」往往在無聲中傳遞出這樣的信息：基督教信仰只是通往舒適生活的又一條路。
耶穌卻警告我們：「不背著他的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門徒。得著生命的，將要失喪生命；爲我失喪生命的，將要得著生命」（太 10:38–39）。文化護教引導我們深入社會的深層結構，看清自己在哪些地方與世界妥協同流；而唯有捨棄這些，我們才能真正尋見基督。
喬什·查特勞（Josh Chatraw）在《講一個更好的故事》（Telling a Better Story）中寫道：「當下最迫切的需要，是一種成熟的護教，它既有歷史的深度，也要在神學上扎根於福音本身。這不僅意味著我們要懂得如何爲信仰辯護，更意味著我們要懂得如何喚起人的想像力，活出以十字架爲樣式的生命，並在公共場合中勇敢地承認自己的軟弱，以及教會在歷史中的失敗。」
文化護教者也像氣候學家一樣，對文化變遷進行前瞻判斷。這些變化裡，正蘊藏著我們講述福音的契機。基督王國（Christendom）的終結，使西方社會陷入了混亂。西方文明賴以建立的許多價值觀，比如寬容、少數群體權益、平等的正義等等，其實都植根於基督信仰。但如今，世人要麼遺忘了基督教（這還算是最好的情況），要麼視其爲造成問題的元兇。哲學家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稱這是一種「減法敘事」（subtraction story）：以爲如果我們能把基督教從社會中剔除，就能得到想要的一切。
然而事實是，沒有基督，就無法享受到基督教所帶來的好處。那麼，在這個後自由主義、人人自掃門前雪的混亂時代，西方是否會放棄自己曾引以爲傲的價值觀？還是會回轉歸向基督？文化護教的任務就是幫助我們的社會認識到：這個時代的核心問題，其實是宗教問題。人人都在敬拜。我們是否敢於相信自己能創造出一個比伊甸園更美的新世界？還是願意承認，唯有基督才是我們真正的盼望？
社會學家克里斯汀·史密斯（Christian Smith）在他的著作《昌盛或毀滅》（To Flourish or Destruct）中，將啓蒙運動之後的文化困境描述爲一個追求神聖美善的屬靈工程：
要使萬物更新，拋棄過去，擺脫傳統的束縛，盡情選擇，不受限制，想買什麼就買什麼，想過怎樣的生活就過怎樣的生活——這正是現代社會的「屬靈項目」背後的核心願景。它之所以是「屬靈」的（而不僅僅是某種意識形態或文化觀念），是因爲它定義了什麼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什麼是人們終極的關注焦點，是一種超越個體生命的價值理想。它之所以是屬靈的，是因爲它觸及人最深層的內在渴望，是人們心中最崇高的美善願景，是他們對圓滿人生的定義。它之所以是屬靈的，是因爲作爲一種深層的文化結構，它在現代西方社會中所佔據的位置，等同於現代性所摧毀的前現代基督教世界中「得救」的地位。它之所以是屬靈的，還因爲它既然被視爲神聖，就值得被保護、被捍衛、被監管、爲它奮鬥，甚至爲它犧牲，乃至爲它而殺戮。
我們的世俗時代，其實仍極其「宗教化」，正如保羅在《使徒行傳》17:22 中所說，世人「凡事很敬畏鬼神」。文化護教正是要幫助我們識別背後的敘事框架，這個試圖取代基督教文明的屬靈工程。而後，我們可以將聖經的救贖故事疊加其上，尋找可以建立聯繫和提出糾正的切入點，正如湯姆·霍蘭德（Tom Holland）在他那部精彩的歷史著作《主宰》（Dominion）中所做的那樣。最終，我們才能揭示：神的救贖計劃，比任何替代方案都更真實、更美、更有盼望。
其實，這正是奧古斯丁在五世紀《上帝之城》所採用的模式；也是爲什麼克里斯托弗·沃特金（Christopher Watkin）的新書《聖經批判理論》（Biblical Critical Theory）如此有說服力的原因；更是約書亞·瑞安·巴特勒（Joshua Ryan Butler）即將出版的新作《《美好合一：聖的性愛觀如何引領我們走向良善，揭示真理，（某種程度上）解釋一切》》（Beautiful Union: How God’s Vision for Sex Points Us to the Good, Unlocks the True, and (Sort of) Explains Everything）所傳達的核心精神。
上一個世代，萊斯利·紐畢真幫助基督徒認識到，我們需要與西方文化展開「宣教式的接觸」；而今天，這場宣教之旅仍在繼續。
正如提摩太·凱勒所說：「宣教士的任務，是帶著共情進入這個文化的世界觀／故事中，然後提出挑戰，重新講述這套文化的故事，讓人們明白：他們的故事若要有美好的結局，唯有通過耶穌才可能實現。」
這正是我們需要文化護教的原因。這個絕望的世界需要知道：當前烏雲密佈的文化氣候並不會是最後的結局。曙光將要破曉，天國文化正在到來。人們需要知道，這個世界的故事可以有一個喜樂的結局——但前提是，他們必須離棄罪惡，信靠基督。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What Is Cultural Apologet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