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蘇聯對西伯利亞的計劃是什麼,神的意思都是好的
2019-08-31
| Sarah Eekhoff Zylstra

當葉夫根尼·巴克姆特斯基(Evgeny Bakhmutsky)的祖父爲他施洗時,這位老人哭了起來,但他留下的不僅僅是快樂的淚水。

「我祖父之所以哭,是因爲知道我第二天就可能被捕,」葉夫根尼說,「也因爲他知道,在這片土地,基督信仰意味著一條通往痛苦和死亡的道路。」

彼得·巴克姆特斯基(Peter Bakhmutsky,即祖父)的情感並不是誇大其詞。1945年,這位牧師被流放到位於西伯利亞的勞改營,一生輾轉於礦井之間。彼得的兒子,即葉夫根尼的父親後來娶了一個女孩,這位女孩的父親也是一位被流放的牧師,而她的祖父則因信仰而被殺害。

「在我們家,你需要在5歲時就開始靠大腦來記住整本聖經,用你的全心,」彼得說,「因爲你不知道自己哪天會進監獄,所以最好帶本聖經。」

20世紀對俄羅斯基督徒來說是一個異常艱難的百年。列寧(Vladimir Lenin)、斯大林(Joseph Stalin)、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的接連統治都試圖消滅所有組織化的宗教,基督徒因此被毆打、監禁和殺害。而這一套幾乎就要成功了。根據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CSGC)的數據,在蘇聯時期,俄羅斯福音派信徒的人數降到了1917年之前的25%。

然後,在90年代初期,各加盟共和國紛紛宣佈獨立以及柏林牆的倒塌,最終導致了蘇聯的覆滅。隨著俄羅斯聯邦秩序的重整,原先的宗教逼迫有所緩和。從1991年到2008年,自稱不信任何宗教的人數從61%暴跌至18%,自稱信奉俄羅斯東正教的人數則從31%飆升至72%(後來一直保持這個比例不變)。

而信奉包括伊斯蘭教、天主教和新教在內的"其他宗教"的佔比則從1%上升到6%,並保持攀升。截止2016年,全國有近10%的人是穆斯林,近1%是天主教徒,約4%是"其他",其中包括新教基督徒。

從百分比來看,新教基督徒真的只佔小部分。根據CSGC的數據,福音派信徒人數甚至更少,如今約有120萬,或者說不到1%。

但至少不是0%。隨著逼迫減緩,俄羅斯的福音事工開始增長。隨著國門向宣教士打開,成千上萬的人湧入以給予幫助。約翰·麥克阿瑟(John MacArthur)也是其中一員,他協助開辦了一個牧師培訓中心和一間神學院。在過去的30年,一群數量不多、但穩定且受過神學訓練的牧師開始湧現和帶領教會,出版商們則開始翻譯改革宗作家的書籍,還有個類似於福音聯盟的網站開始每天推送以福音爲中心的內容。

本文開頭所提到的巴克姆特斯基九年前植堂建立的一間教會這些年間規模不停翻倍,從17位會友增長到500位(去年,這間教會自己也植堂了)。在2015年,這間教會成立了一個致力於重振教會和植堂的牧者網絡;時至今日,該網絡已由32位牧者發展到100位。去年10月,這個牧師網絡的首屆大會吸引了500人蔘與,國會山浸信會的主任牧師、九標誌(9Marks)主席狄馬可(Mark Dever)是這次大會的主要講員。

巴克姆特斯基表示:「當人們想到俄羅斯的福音派基督教時,他們會覺得,哇,人太少了,且似乎前景渺茫。」看上去確實如此:俄羅斯最近對福音活動的逼迫十分嚴重,以至於2017年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將其列爲特別關注的16個國家之一。這也是爲什麼俄羅斯自2011年以來首次出現在「敞開的門」(Open Doors,一個事工機構,通過提供聖經、培訓和實際幫助,堅固和服侍受逼迫的教會——譯註)「對基督徒最糟糕的50個國家」名單上。

「但是,我覺得我們才剛剛啓程,」巴克姆特斯基說,「我看到基督的教會正蓬勃發展。」

俄羅斯浸信會

浸信會是俄羅斯最大的非五旬宗(non-Pentecostal,暨非靈恩)宗派,俄羅斯的浸信會來自德國。作爲德國人的葉卡捷琳娜女皇(Catherine the Great)在1763年把俄國向「所有外國人」開放,而當時成千上萬的德國人已經對持續了250年之久的一系列戰爭感到疲憊,便搬來了俄羅斯。

作爲外來者,他們本不應在本地宣教,但這對於浸信會人士而言是很難做到的(「每一位浸信會成員都是一名宣教士」,這是宣教士約翰·格哈特·翁肯[Johann Gerhardt Oncken]說的,他在19世紀中期差派歐洲浸信會宣教士到俄羅斯)。1867年,德國浸信會在黑夜的河流中爲第一個俄羅斯歸信者施洗。兩年後,第一間俄羅斯本土的浸信會成立了

【聖彼得堡的這座小型俄羅斯東正教教堂建於1780年,建築朝向葉卡捷琳娜女皇的方向。 / 圖片來源:Flickr – Polyrus】

然而,浸信會以及其他非俄羅斯東正教(Russian Orthodox Church)宗派的快速成長,令國教(即俄羅斯東正教——譯註)感到十分擔憂。俄羅斯東正教比俄羅斯本身更悠久,早在公元988年,弗拉基米爾大公(Prince Vladimir)就將東正教立爲基輔地區的國教。此後,雖然俄羅斯東正教於1448年被君士坦丁堡牧首逐出(俄羅斯主教會議於1448年選舉了一位非君士坦丁堡牧首委任的主教,被認爲非法並被逐出東正教,從而獨立),但它繼承了拜占庭那種「政教緊密關聯」的傳統。

因著這個傳統,19世紀末的俄羅斯東正教領袖們有權禁止浸信會的聚會,並且在東正教的教會法庭審判他們,還施壓使他們找不到聚會場所。

然而,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後,東正教徹底失去了作爲國教的政權優勢。列寧的無神論政府停止了對俄羅斯東正教的所有補貼,停止承認教會婚姻,並控制了所有教會管理的學校。「政教分離法令」宣稱,「每個公民都有權接受任何宗教或不接受任何宗教。」

這聽上去很美好,但頭兩年裡這個無神論國家就殺害了28位俄羅斯東正教的主教和許多祭司,並剝奪了他們作爲公民的其餘權利。浸信會則逃過一劫,只因蘇聯政府認爲浸信會的發展能夠削弱俄羅斯東正教。

那些存留的浸信會成員,由俄羅斯傳道人威廉·費特勒(Wilhelm Fetler)牧養(他是司布真學院的榮譽畢業生)。此外,他們還得到了從德國返回的俄羅斯戰俘的幫助,這些戰俘在德國因爲德國浸信會的福音工作而有約2000人歸信。隨著浸信會人數的增長,成員們開始照顧因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革命以及20世紀20年代初一場嚴重饑荒而產生的窮人與孤兒。

於是,《時代》雜誌在1929年這樣報道:「蘇聯計劃:扶植浸信會,從而削弱東正教,……就在上週,精明的蘇聯人不得不承認他們失算了。」

事實上,浸信會通過他們的社會工作獲得瞭如此之大的影響力,以至於1929年4月,蘇維埃政府開始將教會的宗教活動限制於宗教建築內,未滿18歲者不允許參加。所有教會都必須登記,不屬於國家的團體都遭到了解散。

在接下來的十年裡,斯大林對所有基督徒(以及任何反對他的人)的逼迫變得更加惡劣,這被稱爲「大清洗」。

蘇聯的迫害

據CSGC估計,1921年至1980年,蘇維埃殺害了2000萬基督徒。「迫害是血腥的」,巴克姆特斯基說道。

1986年,蘇聯的「在案宗教囚犯」爲397人,其中315人是基督徒,這當中又有170位是浸信會成員。其中一位是巴圖林牧師(Nikolai Baturin),他第一次刑期還未滿,便又多了一個刑期,因他不斷爲基督作見證。第二位是弗拉基米爾·凱洛(Vladimir Khailo),他的孩子在他被捕之前已被強行帶走。 還有一位是安娜(Anna Chertkova),政府給她注射藥物來治療她對基督教的「嚴重精神障礙」(這招並未奏效。她在一封信的開頭寫道:「我以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愛向你們眾人問候……願一切榮耀都歸給神,直到永永遠遠!」)

這種逼迫一直保持著高壓態勢,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爲15個獨立國家。

「直到1989年7月,蘇聯海關官員仍在我們入關時沒收了我的聖經與基督教文獻,」當時任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東西方基督教研究所主任的馬克·埃利奧特(Mark Elliott)寫道, 「一年後的1990年8月,即便是作爲與莫斯科國立大學交流計劃的一部分,我的學生們仍被海關沒收了大量基督教文獻,還不許我們提任何問題。」

成千上萬的基督徒一有機會便逃離這個國家。「這些大遷移規模巨大,所有福音派教會都受到波及,」埃利奧特這樣告訴福音聯盟記者。

但不是所有人都離開了。隨著俄羅斯對工作移民敞開大門,成千上萬的傳教士開始湧入。

「蘇聯解體後,宗教取代了科學無神論和馬列主義哲學,」維塔利(Vitaly Proshak)爲國際宣教差會寫道,「這標誌著俄羅斯屬靈復興的開始。」

學校和書籍

那些撐過共產黨時期的基督徒們很快從一個官方新教宗派分裂成至少35個宗派,隨後開始各自的事工。埃利奧特稱之爲「獨立的基層宣教事工大爆炸」:僅僅花了十年時間,俄羅斯人開始在醫院、孤兒院、監獄和慈善廚房(soup kitchen)展開事工;成立基督教出版社;並形成了基督教律師、醫生、藝術家和企業家的專業網絡。

與此同時,宣教士從邊境湧入。1993年,前蘇聯「據最保守估計」有約1100名外國宣教士,1995年攀升至4400名,1997達到5000名。與此同時,在蘇聯和東歐服侍的宣教機構由1982年的150個激增至1989年的311個,1993年爲691個,到1997年已接近1000個。

斯拉夫福音協會(Slavic Gospel Association)便是其中一員。羅伯特·普羅夫斯特(Robert Provost)校長幫助創建神學院,開辦教牧實習中心,並差派俄羅斯牧師參加約翰·麥克阿瑟(John MacArthur)的牧者大會(Shepherds Conference)——要知道,因爲被拘禁、毆打、捱餓和忙碌至極的教會至今還沒有機會受到良好的裝備。

新西伯利亞聖經神學院今年的畢業生 / 由葉夫根尼·巴克姆特斯基提供

因爲看到需求和機會,麥克阿瑟「組織了一些牧者大會,」巴克姆特斯基說。斯拉夫福音協會和麥克阿瑟的馬斯特國際神學院(Master’s Academy International)已經幫助建立幾所聖經學校和神學院——包括新西伯利亞神學院聖經(Novosibirsk Theological Biblical Seminary,2000年)和薩馬拉聖經培訓中心在俄羅斯(Samara Center,2000年)——這些學校開始穩步幫助牧者接受基於聖經且健全的教義裝備。

截止2019年,新西伯利亞聖經神學院已有200多名畢業生,薩馬拉培訓中心則有475名釋經講道課程的畢業生,還有約100名畢業生參加更艱深的碩士課程 (今年,培訓中心預計約有30人蔘加非全日制的講道課程,但實際來了65人)。

與此同時,一位前往烏克蘭的宣教士注意到「沒有很多好書可用」。(巴克姆特斯基記得,以前聖經和《天路歷程》是俄羅斯唯一可以得到的基督徒書籍),丹尼·福特(Danny Foote)和一位宣教士朋友看中了約翰·派博(John Piper)的《看見並體驗耶穌基督》(Seeing and Savoring Jesus Christ,先後又找了翻譯、錄入和校對人選。然後,他們又以同樣的方式製作了另一本(後來福音聯盟提供了一些資金與支持)。

福特說,「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其實對改革宗人士寫的書興趣不大——我說的是派博和凱勒之類」,他在出版俄語書籍以期遇到更多讀者(指改革宗市場小——譯註)。「但現在市場夠大了,我們能與不同的出版商競爭,希望有所建樹」(他出版了凱勒的《21世紀教會成長學》和派博的《活出熱情》,但銷量遙遙領先的仍是《故事聖經》)。

薩馬拉培訓中心也在從事翻譯,協助出版商出版釋經書。中心的一位畢業生則開始管理清教徒著作的翻譯,在其年度牧者大會上(由麥克阿瑟、派博和保羅·華許作主講),中心開始贈送萊爾(J. C. Ryle)的《古舊之道》(Old Paths,暫譯)《聖潔》等書。

「我很感謝主,」俄語神學教師伊戈爾·格爾多夫(Igor Gerdov)說,與他在西歐的一些朋友相比,俄羅斯的資源很豐富,「比如,幾乎沒有意大利語的(改革宗)書籍。但當我在俄羅斯教授神學課程時,這裡有古德恩(Grudem)、伯克富(Berkhof)和米拉德·艾利克森(Erickson)的《系統神學》。我也有博愛思(James Montgomery Boice)、萊利(Charles Ryrie)及加爾文(Calvin)的全套文集(全都是俄語)。」

今年春天,凱勒的《在苦難中與神同行》(Walking With God Through Pain and Suffering,暫譯)及巴克姆特斯基的《喜樂在此處》(Here Is Your Happiness,暫譯)在同一家大型出版社於同一天發行。

「這是俄羅斯史上,第一次有最大型的俄羅斯出版社出版新教作家的書,」巴克姆特斯基說,「這太棒了。全國所有主流俄語書店都將出售這些書,因此我們正爲這些書能結出果實而禱告。」

對於一個最近開始重啓打壓宗教自由的國家來說,這是個好消息。

重返限制

從1997年一項要求「所有宗教團體重新向政府登記」的法規開始,克裡姆林宮向非東正教宗派施壓已成爲常態。2016,政府禁止非東正教人士在教會建築之外傳福音;2017年,政府將耶和華見證人認定爲極端主義團體並將其取締。2019年,一名71歲的浸信會牧師被指控從事非法宣教活動,兩名浸信會成員因在公共汽車站分發福音小冊子而被罰款

在薩馬拉培訓中心的全俄工作人員 / 圖片來源:伊戈爾·格爾多夫

外國宣教士則備受懷疑。截止2014年,薩馬拉培訓中心所有非俄羅斯籍宣教士的簽證都沒有通過。 (「謝天謝地,這不是世界末日,」格爾多夫說,他們已經裝備了足夠多的俄羅斯神學生來接替他們的位置。)

USCIRF報告說,「俄羅斯立法針對『極端主義』,卻未清晰定義這個詞,這使得國家能夠起訴大量實際上非暴力與非政治的宗教活動。」雖然這次行動是針對耶和華見證人,但宗教自由學者們表達了擔憂,因爲福音派基督徒可能會成爲下一個目標。

「當你聽到尼日利亞人因信仰而被殺時,很難說(俄羅斯政府的)這個行政罰款是逼迫,」格爾多夫說,"如果你把這(輕微的壓力)都稱爲逼迫,那麼這個詞就失去意義了……總體而言,在俄羅斯的歷史長河裡,我們擁有史無前例之多的優質資源可供使用。」

因此,基督徒正在充分利用它們。

俄羅斯聖經教會

巴克姆特斯基來自西伯利亞,但他沒有在那裡植堂。

他說:「西伯利亞當地的教會之所以如此興旺,是因爲在蘇聯時期共產黨遣送了很多牧師去那裡。現在,西伯利亞教會差派我作爲宣教士,回到莫斯科和其他地方。」

莫斯科是俄羅斯最有影響力的城市——好比把美國的紐約市和華盛頓特區合並,且人數比兩座城市加起來還要多。巴克姆特斯基2009年在此處植堂,名爲俄羅斯聖經教會(RBC)。

葉夫根尼·巴克姆特斯基在RBC領會 / 圖片來源 RBC

這間教會屬於俄羅斯福音派浸信會聯會(Union of Evangelical Christian-Baptists of Russia),巴克姆特斯基說這是「一般的保守福音派。你可以從中找到一些改革宗教會,但因俄羅斯沒有直接經歷過宗教改革,所以『改革宗』不是我們常用的詞彙。」(然而,和美國的浸信會一樣,這裡的教會中阿民念主義和加爾文主義同樣彼此格格不入。)

巴克姆特斯基所在的RBC在過去10年中,每週聚會的人數超過500,其中許多人是新歸信的。

「在我們三小時的主日聚會中,有這樣一個環節,人們可以站到前邊(現在我們限定在10人),分享他們本週計劃傳福音的對象,」他說,「然後全體會眾一起爲他們禱告。試想,幾個月或幾年後,有新歸信的人過來對你說,」你一直在爲我的歸信祈禱。「這個環節是最好的個人佈道課程,且每個主日都有。」

RBC的新成員課程每年吸引約150人次參加(一些人可能在重複上,也有一些人是別的教會的人過來旁聽),這是巴克姆特斯基實踐教會論的方式之一,也是他在俄羅斯教會中看到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巴克姆特斯基說:「(在過去)我們有過很多事工,但更多是將其當作項目,而不太思考教會論。俄羅斯教會將宣教學當作教會論的根基, (結果造成)福音越來越少,實用主義越來越多。」

阿爾曼·奧巴基洛夫(Arman Aubakirov)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採訪俄羅斯的教會和九標誌(9Marks)的一些事工,他說:在一些教會,牧師直到主日走進教會後,才決定要證道的內容,有時候甚至才決定誰來證道。「而且這些證道只是在聊天,連釋經講道的邊都沒沾到。」不僅如此,許多教會也不再有「成員」這回事了。

2017年,巴克姆特斯基和奧巴基洛夫在參加九標誌會議時相識。沒過多久,他倆以及九標誌的同工都發現了俄羅斯教會現狀的一些問題。

九標誌在前蘇聯

在過去的一年半裡,奧巴基洛夫參加俄羅斯和烏克蘭各地的基督徒大會;在薩馬拉培訓中心與麥克阿瑟建立聯繫;盡可能地與自己找得到的小型出版商、教會和事工機構會面;還加入了巴克姆特斯基的俄羅斯聖經教會,後者當時運營著教牧實習、週末營和牧者大會,以及一個名爲「艾克利西亞」(Ekklesia,這個詞是希臘文舊約對希伯來文詞語 qahal 的翻譯,指聚會——譯註)的牧者網絡。

九標誌計劃幫助「艾克利西亞」與盡可能多的以福音爲中心的事工合作——並爲那些關於聖經神學的談話推波助瀾(這些談話會被分享至全國)。

巴克姆特斯基和狄馬可在莫斯科 / 圖片來源:戴睿柯

「一開始,我們不得不花錢請出版商印刷書籍,因爲沒人認識李曼(Jonathan Leeman,九標誌事工的總編輯——譯註)或何大衛(David Helm,著有《解經式講道》——譯註),」奧巴基洛夫說,他加入福特的沐光(In Lumine Media)以及九標誌,以便讓《解經式講道:今天如何傳講聖道》這本書可以在全國免費發放。

利用休息時間,他將「約150篇核心文章」翻譯爲俄語,並爲約15部利戈尼爾事工(Ligonier)及九標誌的視頻添加俄語字幕,隨後把它們發佈在九標誌俄語官網;與此同時,其他以福音爲中心的網站也在成長——如「艾克利西亞」薩馬拉培訓中心福音派基督教,後者是由兩名俄羅斯聖經教會的成員去年開始運營的。自2011年10月來,阿列克謝·考羅米伊策夫(Alexey Kolomiytsev,他在華盛頓州一間大部分是移民的教會以俄語進行釋經講道)的YouTube頻道已有近1150萬的播放量。

「藉著神的恩典,在那一年半的時間裡,九標誌已被俄羅斯與烏克蘭牧師們所熟知,」奧巴基洛夫說。在18個月內,出版商已經出版了大約12本新的九標誌俄語書籍;他們與一對烏克蘭和哈薩克斯坦的夫婦合作,計劃今年再出版10本。狄馬可的《何謂健康教會?》、李曼的《教會成員制》、史麥克(Mack Stiles)的《福音佈道》、以及何大衛的《解經式講道》均在一年內售罄。

「我估計,牧者們都已經聽過九標誌這個名字,或許還讀過它的文章或書籍,」奧巴基洛夫說。通過國際宣教委員會,他每兩個月分發三至五本以福音爲中心的書籍給烏克蘭、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和白俄羅斯的50名牧師。他唯一的問題就是資金不足,因爲3月份宣佈該計劃時,他就收到了200封來自「買不起書的鄉村牧者」的申請。

但僅僅一年之後,「聚會」和九標誌能已經有能力將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的十幾位核心同工送到國會山浸信會(Capitol Hill Baptist Church,在美國——譯註)的培訓活動。幾個月後,由狄馬可主持的「艾克利西亞」大會吸引了500名與會者。

2018年12月,奧巴基洛夫收拾行囊,回哈薩克斯坦牧養那裡的一間小教會。「我的使命結束了,」他說,「這場運動已經成了氣候。」

成長是一把雙刃劍

福特說,過去幾年中以福音爲中心的神學在悄然冒泡,這都是「上帝的工作」。

在「艾克利西亞」大會上出售的九標誌書籍 / 由戴睿柯提供

「你可以看到上主之手的護理,好使人們得到資源」他說。「我不認爲這些果效是由單單一件事所推動的,因爲有如此之多獨立的機構與工人爲著同一目標而努力,並最終攜起手來。」

九標誌的國際總監戴睿柯(Rick Denham)見證了改革神學在巴西增長的這種模式,他期待「福音派基督教網站能繼續成長,發出更廣博的聲音,我期望『艾克利西亞』也能繼續成長。」

然而,這種成長也可能帶來麻煩。

「俄羅斯政府最初處理的,是那些有可能成爲政治挑戰的事,」戴睿柯說。「福音派在這方面曾經存在感很低,但今非昔比。」所謂樹大招風,福音派可能成爲下一個目標。

「作爲宗教改革的後裔,我們相信上帝的主權,並知道祂有一個計劃,」福特說,「即使是一位將向教會施壓之人成爲了執政者,我們也相信祂的主權,仍然信靠祂,也應當信靠。無論上帝許可何事發生,這都是祂彼時彼刻爲著教會的益處而允許的。」


譯:許志斌,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What the Soviets Intended for Siberia, God Intended for Good

Sarah Eekhoff Zylstra(沙拉·茨爾察)是福音聯盟的資深作家,於西北大學獲得新聞學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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