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什麼福音派基督徒對特朗普(仍)有分歧?
2020-11-04
| Joe Carter

四年前,我們目睹了新的政治分裂如何開始,這是美國社會保守派內部的分裂,我們最能在持保守主義立場的福音派基督徒內部感受到這種分裂。

福音派從來就不是一個鐵板一塊的實體,在政治上總是存在著區別和分歧。不過,在保守派(約佔福音派的60%至75%)內部,福音派一直給人一種普遍合一的感覺。但這一切隨著唐納德·特朗普的參選而改變。

即使按照黨派政治的標準,特朗普總統也是一個獨特的帶來兩極分化的人物。在2016年之前,沒有人能夠預料到他會將社會保守派的福音派人士分裂成對立陣營。然而,對特朗普的反應——包括這個人和他總統任期內的言行——已經成爲美國福音派最分裂的因素之一。

見證派與反變革派

我在2016年大選前一週嘗試過解釋這種分歧。我想介紹雙方的理由(至少是我觀察到的辯論情況),研究他們的優勢和弱點,並提出一個前進的方向。現在距離2020年大選還有不到一週的時間(本文寫於10月29日——譯註),我想再次嘗試盡可能公平地解釋這種分歧。

每一個群體內部都有差異和分歧,同時分歧的雙方之間也有很多觀點重疊的地方。如果用寬大的畫刷描繪他們的輪廓,我們將錯過許多重要的方面和細微的差別。不過,這樣做還是會幫助我們把目光聚焦在一些最本質的因素上。

2016年,我認爲分歧在於那些主要關注社會公義的人和那些以把福音見證放在最優先的人之間。特朗普總統帶來的變化,尤其是最高法院的變化,使人們的忠誠度以及目標都發生了輕微的轉變。今天,我將分歧雙方劃分爲主張基督徒見證的一派,和反對社會變革的一派。

我們先來研究一下反對社會變革的一方。

反對社會變革派

2016年,這個群體的關注點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最高法院。他們最關心的許多問題很可能會由最高法院決定——墮胎、婚姻、變性人和宗教自由。他們理所當然地擔心,如果讓希拉里·克林頓參議員選擇接替已故大法官斯卡利亞的人選,會讓我們倒退幾十年,甚至把我們國家推到一個可能永遠無法恢復的地步。

但結果超出了他們的預期。特朗普不僅把接替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亞的人送進高院,還換掉了兩位自由派大法官肯尼迪和金斯伯格。雖然許多反變革派認爲這證明他們2016年的投票是對的,但這也改變了2020年大選的考量。現在,問題不再是最高法院任命的問題,而是關於避免選舉拜登帶來的變革——他們認爲拜登入主白宮會讓進步主義的衝動得到自由發揮。

最近,福音聯盟理事會成員阿爾伯特·莫勒(Albert Mohler)對反對變革的立場進行了解釋和辯護。雖然他在2016年沒有投特朗普的票,但他解釋了爲什麼他會在2020年投特朗普的票,並總結道:

「我真的相信,這次總統大選(加上考慮共和黨對參議院的控制權顯然也岌岌可危的現實)很可能是變革性的。其後果越來越嚴重。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之間的差異將塑造一代人,對我們國家的未來有非常大的影響。」

這個立場的優勢在於它的清晰和簡單。這個群體的理由是,哪怕拜登和特朗普在幾乎每一個問題上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進行治理,而只在墮胎和宗教自由方面存在差異,(如特朗普連任)我們的情況也不會更糟,而且在許多方面會好得多。

這是一種極小化極大(minimax,譯註:一種選擇令對手優勢最小化的方法)策略的形式,它經常被用於雙人零和遊戲(例如總統選舉)中。極小化極大是一種總是將玩家的選擇可能導致的最大損失降到最低的策略。反對變革的一方認爲,支持並投票給特朗普,就是在最大限度地減少拜登當總統可能造成的最大損失。

對於反變革派來說,我們應該考慮的時間線是未來四年,因爲這個時間段可能會對美國的未來帶來重要影響。他們認爲,如果我們能再堅持四年,就有可能影響美國的走向,而不需要我們在未來的每次選舉中都必須做「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

這就是反變革派的主要論點,其缺點是他們爲了支持特朗普而不得不做出的妥協,具體來說就是不僅從本次總統選舉中犧牲「人品問題」,而且下一代的每次選舉中都要犧牲 「人品問題」。這也使得我們不再有理由將品格作爲遴選幾乎所有職分人選的標準之一——除牧師以外。

基督徒見證派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主張基督徒見證的一方。這群保守主義者也擔心拜登擔任總統會帶來長期的威脅。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大多數人與反變革一方有著同樣的擔憂。他們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熱切地認爲,繼續支持特朗普對我們的福音見證所造成的損害超過了拜登擔任總統可能造成的破壞。

這一方拒絕接受「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概念,認爲這是不符合聖經的,因爲聖經要求我們禁戒各樣的惡事(帖前5:22)。他們認爲這兩位候選人的品格使其不適合擔任國家的最高職位,投票給其中任何一位當總統都會違背他們的良心。此外,他們認爲特朗普已被證明與耶穌所代表的大多數事物背道而馳——而他卻自稱是基督的追隨者。對這群人來說,爲了政治上的權宜之計而對特朗普的品格視而不見,是對我們作爲基督徒的呼召做出了背叛。

見證立場的優勢在於它的正直和忠誠。見證一方認爲,福音派支持特朗普(或拜登)就是在傳遞這樣的信息:我們願意犧牲我們作爲基督使者的見證,我們願意選擇某些惡,因爲這可能會導致一個我們更喜歡的政治結果。

這也是極小化極大策略的一種形式,不過不同的是,見證一方認爲,他們不支持特朗普或拜登,就是在最大限度地減少福音見證可能造成的損失,無論誰當選。

對於見證的一方,我們應該考慮的時間線是永恆。這一方認爲,我們應該更關心那些可能因爲人們將福音與實用主義的權力政治聯繫在一起而失去的靈魂。正如福音聯盟理事會成員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在2016年所說:「當涉及到重要的問題時,我將目光放在這次選舉之外,放在恢復教會的見證上。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是福音?」

這是見證派的主要論點。其缺點是,如果一味地專注於我們的福音見證,福音派可能會受到損失——比如在宗教自由方面,這可能會影響到我們未來宣揚福音的能力。見證派一方不全力支持特朗普這個「小惡」,可能會幫助大選向拜登當選總統傾斜。正如許多反變革派人士所指出的那樣,這可能會導致推動社會進步主義政策,從而重新塑造了我們國家的未來。

見證派與反變革派如何對話?

這些群體之間應該如何對話?第一步是要有愛心,認識到雖然每一方都可能優先考慮一個方面而不是另一個方面,但他們都關心美國的未來和我們的福音見證。聲稱見證一方在暗中試圖選拜登,或者說反變革一方以墮胎爲藉口爲盲目效忠共和黨辯護,這樣做都既不誠實,也不公平。幾乎每一個參與這場辯論的人都是基於自己的信念和良心在尋求做正確的事情。

其次,我們需要確保我們站在我們打算持守的分界線上。要做到這一點,反變革的一方必須問自己:「爲了阻止美國的世俗化,我願意犧牲多少福音見證?」見證的一方必須問自己:「爲了福音見證,我願意犧牲多少變革?」我們應該在查考聖經和熱切禱告的同時如此自問,求上帝指示我們應該站在哪裡。

最後,雙方都必須問自己,如何在不犧牲自己信念的情況下幫助對方。對於反變革的一方來說,這意味著要決定如何說服別人,支持特朗普和淡化品格仍然符合聖經的領導標準,以及他們的選擇如何不會給基督教抹黑,阻礙傳播福音的工作。對於見證一方來說,這意味著要想辦法採取一些額外的措施,來抵消拜登任總統後對宗教自由和社會正義造成的不利影響。

暫時的家庭口角

即使採取了這些步驟,我們也未必能找到最終的和解,在選舉日之前不會,在選舉日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也不會。但通過尋求理解我們的福音派同道,以及理解他們爲什麼選擇與我們對立的立場,我們可以作爲單純觀點不同的對手而不是敵人來面對彼此。

我們可以像家人一樣,像基督裡的兄弟姐妹一樣,持不同觀點而彼此辯論。我們可以試著改變彼此的想法,試著做我們認爲正確的事,並試著找到將來再合作的方法。我們可以努力尋求最能榮耀我們聖潔上帝的方式,知道最終祂才是主宰一切的主。我們可以放心地知道,無論選舉後發生什麼,我們仍然有祂——我們仍然有彼此。


譯:DeepL,校:基甸。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Why Evangelicals Are (Still) Divided over Trump 

Joe Carter(喬·卡特)是福音聯盟的編輯,同時也在弗吉尼亞州阿靈頓(Arlington, Virginia)的麥克林聖經教會(McLean Bible Church)擔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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