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拿單·愛德華茲（1703–1758）對派博牧師的生命與事工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也提醒我們：即使是最偉大的神學家，也會受困於自身的罪和盲點。愛德華茲一生中曾購買並擁有家庭僕人和農場奴隸，總數可能多達六人。對奴隸交易的參與，暴露了他在屬靈上的「盲點」、成熟度上的「空白」、品格上的「缺陷」，以及他確實「搞砸了」的一個「失敗」。

但他的失敗教導了我們五個功課：

1. 不要崇拜任何人，惟有耶穌配得敬拜。我們當衡量自己對任何一位有限教導者的敬仰。
2. 閱讀要有明辨力。愛德華茲的生命中有這樣一個嚴重的盲點，因此我們在閱讀他著作時，也當警醒他可能在其他方面的誤判。
3. 爲神願意使用我們這些人而驚歎。在爲期八個月的休假期間，派博牧師反思了自己的內心，他稱那是一個「令人清醒的季節」，那段時間也讓他驚訝：「我竟然能作爲一個不完全的人，在教牧崗位上服事了三十三年。」然而神仍使用了他。「因此，我並不急於指責愛德華茲；但我要快快地爲神使用了他——也使用了我——而感到驚奇。」
4. 要省察並對付我們自己生命中的罪。竭力發現那些我們尚未察覺的盲點，並努力根除它們。不要因自己在五個方面追求聖潔，就容許第六個方面繼續犯罪。要奮力攻克每一個罪。
5. 爲內心得光照與分辨力殷切祈求。像詩人一樣禱告：「誰能知道自己的錯失呢？願你赦免我隱而未現的過錯」（詩 19:12）。即使我們在成聖的過程中有所長進，也應當假設，我們身上仍有尚未發現的盲點。 [1]

我們父輩和先祖所犯的罪，沉重地壓在派博牧師的心頭。曾經，他去參觀了位於田納西州納什維爾郊外的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莊園，這是一處龐大的種植園，歷史記錄中至少有五百名奴隸爲其勞作。傑克遜（1767–1845）是一名戰爭英雄，美國第七任總統，一位富有的奴隸主，也是 1830 年《印第安人遷移法案》的主要推動者——該法案迫使切羅基人、奇卡索人、喬克託人、克里克人和塞米諾爾印第安人從美國東南部各州遷移出去，以便將土地讓予白人定居者，其中就包括了派博童年時家鄉所在的南卡羅來納州土地。

他說：「我觀看了一段關於傑克遜生平和總統任期的 20 分鐘紀錄片，又閱讀了博物館裡的解說牌，然後漫步在莊園的所有庭院、花園和奴隸居住區。那時，我再次沉重地意識到：我們的國家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被奪取的土地上，也建立在被奴役之人的背上——那是從美洲原住民手中奪來的土地，也是由非洲裔奴隸所耕種出來的土地。」

那麼，對於我們祖先所犯的種族罪行，我們今天該如何對待？

1. 我們所有人都是亞當裡的罪人（羅 5:12–21）。亞當是我們的頭。

2. 兒子並不因父親的罪而被定罪（申 24:16）。「似乎神從起初設立了一種與亞當和所有人類的聯合，但這不意味著所有兒子都會繼承他們父親的罪。我們確實在亞當裡墮落了，但我並未以同樣的方式在比爾·派博（John Piper的父親）裡墮落。」

3. 只有當兒子犯下與父親一樣的罪時，聖經才說父親的罪會追討到兒子身上（出 20:5）。

面對傑克遜的罪，派博牧師作出兩種回應：

1. 爲美國今日的繁榮存謙卑的感恩。他說：「我僅僅因爲出生在這個國家，因爲我的膚色、出生的年代、地點、家庭，就天然地享受了無數好處。我對此一無所功，卻得其所益。」但這是一種「克制的感恩」，因爲「我今日的繁榮，某種程度上來自於國父們的罪。我也許無需背負他們的罪責，但我確實享受了他們在罪中所建立的國家帶來的成果。」

2. 爲他人行爲的羞恥。就像當我們的孩子行爲不端時，我們會感到羞愧；當少數族裔在我們的高中受到虐待時，我們會感到羞愧；當基督徒「對穆斯林舉止粗魯無禮」時，我們會感到羞愧。我們會爲不義哀傷，譴責罪行，並立志糾正錯誤。[2]

2014 年，在密蘇里州弗格森市，一名白人警察槍殺了邁克爾·布朗（Michael Brown），這起事件激發了非裔社群中長期以來積壓的憤怒。它喚起了美國歷史上一長串傷痛的記憶，包括奴隸制和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s）時期的種族隔離。這段歷史「醜陋、殘酷且令人屈辱——那種屈辱的程度，簡直令人難以想像。」這些虐待「已經成爲少數族裔身份意識的深層結構：『我們被仇視，我們被虐待，我們長期以來一直遭受不公。』」當然，也有其他聲音指出：「『來吧，我們要是無法走出這種情緒，我們就永遠無法前進。』」這句話沒有錯。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否定這種意識存在的現實，我們需要正視它。白人需要明白：我們從未真正處理過這段歷史，而他們（黑人）至今仍掙扎於其中。[3]

也有聽眾提出了一個更具神學實踐性的問題：既然保羅在新約中確實對奴隸和主人的關係設定了倫理規範，那如果我們今天將奴隸制度定性爲「罪」，是否會使其他建立在制度基礎上的倫理——例如「互補主義」（男女性別角色的區分）——在將來也失去權威性？答案是：不會。

因爲，（1）對於男女角色和關係，無論是在教會裡還是家庭中，保羅的教導都牢固地扎根於神的創造秩序（提前 2:12–13）。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2）保羅從未將奴隸制度視爲規範的、理想的、或正確的制度。他從未說過，奴隸制度——無論在他那個時代，或是在人類歷史大多數時期，尤其是在美國——應當成爲基督徒彼此相處的方式。換句話說，你無需使用漸進式釋經法也能清楚看出，保羅並不認爲奴隸制度是正當合理的（林前 7:21–23；弗 6:9–10；門 1:16）。[4]

奴隸制是一個破碎的體制，奴役他人是邪惡的。然而，即便如此，神依然在奴役之上掌權。唯有祂能定意使用人的惡，成就祂未來的良善旨意。就如舊約中的約瑟對那些奴役他的哥哥們所說：「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創 50:20）。

「約瑟的哥哥們將他賣作奴隸，他們的確犯了罪。」但即使如此，這種傷害並未破壞神美善的計劃。約瑟並不是說神後來利用這件事使它轉爲美善，而是說神出於祂的主權定意要藉此成就美善。約瑟的哥哥們有他們的意圖（作惡），神也有祂的旨意（成就善工）。透過這樣的惡，神卻「爲祂的子民帶來了拯救，也預備了那日後要藉著『女人的後裔』所成就的救贖。」所以，是的，神的確臨在其中、居上掌權，治理並成就這一切。[5]

「神自有祂的藍圖，神自有祂的計劃」。[6] 祂將這計劃向我們顯明出來，好叫我們能在更廣泛、也更個人的層面上說：「即使在人存心作惡的事中——在神的計劃裡，祂卻定意要藉著同一件事成就良善」。[7]

約瑟的見證，恰與黑人靈歌中豐富神學所講述的「神主權」的故事遙相呼應。「在奴隸制下和南北戰爭後期的黑人教會中，那些講道與詩歌的內容幾乎從未質疑神在他們苦難生活中的作爲」。奴隸制令人難以想像，白人的罪責也清楚無誤。「但神呢？祂是拯救者，祂從未被描述爲無能爲力者——像是問，『當我們在捆鎖之中，神去了哪裡？』」相反，「黑人靈歌中充滿了對神在歷史中主宰的頌讚」。[8]

說到種族進步，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在 2008 年的當選無疑是一個驚人的前進。「如果你告訴 150 年前的棉花種植園主，或 1920 年代的三 K 黨成員，甚至告訴我成長年代的美國南方白人（包括我自己）：『未來美國的總統將是一位黑人』——沒有人會相信。這件事本身就令人驚歎、非常神奇，即使我們可能在道德或哲學立場上與奧巴馬總統存在分歧。1959 年，在我家鄉的克雷斯（Kress）五美分/十美分商店，奧巴馬總統只因是黑人，當時甚至不能和我喝同一個水龍頭的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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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編自發表於 2013 年 7 月 26 日的「派博牧師答疑」第 138 問： 「Slavery and Jonathan Edwards.」 

[2] 改編自發表於 2014 年 1 月 3 日的「派博牧師答疑」第 248 問：「Slavery, Oppression, and America’s Prosperity.」

[3] 改編自發表於 2014 年 9 月 8 日的「派博牧師答疑」第 424 問：「What Whites Can Learn from Ferguson.」

[4] 改編自發表於 2014 年 12 月 15 日的「派博牧師答疑」第 492 問：「Are New Testament Ethics Final or Trajectory-Setting?」

[5] 改編自發表於 2015 年 10 月 1 日的「派博牧師答疑」第 697 問：「Can God Be Sovereign over All Sin and Still Be Good?」

[6] 改編自發表於 2018 年 3 月 12 日的「派博牧師答疑」第 1170 問：「God’s Sovereign Plans behind Your Most Unproductive Days.」

[7] 改編自發表於 2019 年 4 月 8 日的「派博牧師答疑」第 1327 問：「What Is the Sovereignty of God?」

[8] 改編自發表於 2015 年 1 月 16 日的「派博牧師答疑」第 512 問：「Why So Few African-American Calvinists?」

[9] 改編自發表於 2014 年 4 月 30 日的「派博牧師答疑」第 331 問：「Civil Rights 50 Years Later.」 關於當中提到的道德分歧，可參見 2013 年 2 月 20 日發佈的「派博牧師答疑」第 31 問：「How Do Rape, Incest, and Threat to the Mother’s Life Affect Your Pro-Life Stance?」

譯：CP/SG；校：JFX。原文刊載於《派博牧師答疑》（Ask Pastor John）一書英文版 56-59 頁：「On slave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