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許多基督徒知識分子樂於談論在這個所謂的「世俗時代」,基督教如何依然具有影響力。然而,同樣是這些人,有些一聽說馬克思主義也可能仍在深刻影響社會,就變得十分不安。在我們的「世俗」時代,文化基督教依然存在?當然!可是在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社會裡,文化馬克思主義也依然存在?這怎麼可能?你是不是在樹一個稻草人?
幸好,如今已有不少學者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並未消失,尤其體現在一種新的「大覺醒運動」(Great Awokening)中。例如,尼爾·申維(Neil Shenvi)與帕特·索耶(Pat Sawyer)合著的《批判困境:批判理論與社會正義意識形態的興起——對教會與社會的影響》(Critical Dilemma: The Rise of Critical Theories and Social Justice Ideology—Implications for the Church and Society,2023),就探討了這一問題。事實上,馬克思主義和基督教一樣,都有一種適應時代變化的非凡能力。
在這樣的背景下,卡爾·楚曼的新書幫助我們進一步認識了這場新的「大覺醒運動」(Great Awokening)的歷史與思想源頭。在這本《改變所有世界》(To Change All Worlds)中,楚曼梳理了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的思想發展,說明它如何演變爲批判理論、後現代主義,以及今天許多被稱爲「覺醒」)的思潮。早期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家大多是中產階級猶太人。他們想弄明白爲什麼工人階級沒有推翻資本主義?反猶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又爲什麼興起?尤其在德國,後兩者對工人階級的吸引力竟然超過了馬克思主義。
楚曼研究的重點是批判理論。批判理論這種社會分析方式試圖證明社會不過是一個處處充滿壓迫的舞台,藉此激發人們起來推翻現有社會秩序。正如楚曼所寫:「批判理論批判現行體制,不是爲了改善它,而是爲了將它徹底推翻。」(100 頁)想想「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的口號,不是「改革警察」,而是「撤銷警察經費」。
總體而言,楚曼出色地展示了古典馬克思主義如何與弗洛伊德主義及二十世紀初的某些社會學思想結合,逐漸演變爲批判理論。這些理論又推動了性革命,並催生出爲「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提供思想動力的當代批判種族理論。
下面,我想重點介紹楚曼在本書中論及的三位理論家。
第一位是匈牙利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格奧爾格·盧卡奇(Georg Lukács)。他從未加入法蘭克福學派,卻深刻影響了該學派的發展,也爲後來形成的批判理論作出了多項貢獻。楚曼清楚而透徹地講解了他的思想,並說明這些思想如何導向今天激進左派所持的某些結論。例如,楚曼將盧卡奇提出的「物化」(reification,字面意思是「使之成爲物」)稱爲「批判理論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甚至可能是它最核心的關切」(74 頁)。在盧卡奇看來,人們往往把複雜的社會關係和行爲,當成獨立於人的事物。以經濟關係和交易爲例,我們說起它們時,彷彿它們原本就在那裡,而我們只是進入其中、參與其中,並受其規律支配。可是,所謂「經濟」,不過是人們彼此買賣、交易、借貸等行爲的統稱。我們談論經濟規律時,卻彷彿這些規律獨立於人的行爲,甚至凌駕於人的行爲之上。但對盧卡奇來說,經濟並不是一個獨立存在的實體;它就是我們的行動,就是我們的社會關係。
按照這一思路,認識到所謂經濟不過是我們把自身行爲「物化」後的結果,就是改變這些行爲、擺脫資本主義這一特定行爲模式的第一步。不難看出,這個觀念可能如何進一步發展,在性革命中從經濟關係轉向男女之間的性關係。隨著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和第二波女性主義的出現,後來又有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與酷兒理論,做女人或做男人也被視爲一種表演:既然可以扮演這個角色,也就可以隨時脫下這身行頭。
第二位是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他曾擔任社會研究所「最傑出、最有影響力的所長」,而這個研究所正是法蘭克福學派的大本營(80–81 頁)。霍克海默不僅繼續分析物化問題,也發展了馬克思關於異化和虛假意識的學說。按照這一理論,異化是資本主義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病症。勞動充滿剝削、缺乏意義,使人與自己的工作疏離;同事之間經常彼此競爭,使人與同事疏離;人與僱主之間當然也存在疏離。我們還可以補充一點:現代工作的性質,也使人與家人疏離。
那麼,工人爲什麼不起來推翻這個制度?這一理論給出的答案很簡單:他們要麼不知道自己正在遭受剝削,要麼即使知道,也不明白剝削究竟如何發生、爲何發生。也許,他們接受了「工作」或「國民經濟」這類物化觀念,以爲它們是人必須遵從的自然秩序,其中的規律既不可改變,也不可違背。也許,他們沉迷於民族主義、宗教或大眾娛樂,因而相信自己遭受的剝削不是合理的,就是可以忍受的。無論原因是什麼,這些都屬於「虛假意識」。批判理論家的任務,就是把工人從這種意識中喚醒,激勵他們起來革命。霍克海默也認真思考了技術帶來的問題。人們向來把技術看作某種救星,盼望它使人擺脫繁重乏味的勞動。但至少在現代社會,技術卻成了新的主宰,反過來奴役我們。楚曼用當代的例子說明這一問題:有了電子郵件以後,我們每天花在通信上的時間,究竟是少了,還是更多了?
第三位是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第一代批判理論家中最知名的一位。他一生中有很長一段時間在加利福尼亞任教。馬爾庫塞接受物化、異化和虛假意識等觀念,又借鑑威廉·賴希(Wilhelm Reich)的研究,引入弗洛伊德的理論,認爲資本主義不僅在經濟上壓迫我們,也在性方面壓抑我們。因此,在馬爾庫塞和賴希看來,經濟革命也會帶來性革命。不過,即使經濟革命沒有發生,他們也樂於看到性革命展開。換句話說,在他們看來,我們從傳統中承襲的種種觀念——什麼是男人、什麼是女人,怎樣表達性慾才恰當,以及男女應當如何參與社會生活——全都屬於虛假意識。這些觀念把人爲形成的關係當成固定不變的事實,用來維持一個充滿剝削的經濟秩序。因此,解放就意味著拋棄傳統性道德,接受一種不受規範約束的性生活。說得直白些,只要彼此同意,任何性行爲都可以。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進一步發展了這個觀念,並成爲酷兒理論形成過程中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酷兒理論是批判理論的一個分支,旨在「擾亂」和「動搖」一切被視爲理所當然的性與性別觀念。換句話說,現代LGBTQ運動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賴希、馬爾庫塞等人的批判理論。
馬爾庫塞也猛烈批評言論自由。他認爲,言論自由既可能帶來解放,也同樣可能造成壓迫。在 1965 年的著名文章《壓制性寬容》(Repressive Tolerance)中,他主張,保守派社會運動不應享有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乃至一般意義上的自由,因爲那無異於餵養一條最終會吞噬主人的蛇。楚曼指出,馬爾庫塞寫那篇文章時,想到的是納粹主義的崛起以及希特勒曾公開宣稱要利用民主摧毀民主,而且希特勒也確實這麼做了。不過,楚曼也指出,馬爾庫塞思想的這一面,至今仍深深影響著大學校園:
這樣一來,大學校園乃至整個西方社會中,言論自由爲何會承受這許多壓力就不難理解了。一旦認定文化就是一種[壓迫性的]意識形態、虛假意識,或用今天的話說,是一套讓某些人得勢、讓另一些人受排斥的權力話語,那麼,文化用來宣揚自身美德的那些說法,實際上就成了它作惡的工具。(106 頁)
換句話說,在這種觀點看來,言論自由就像馬克思主義所理解的私有財產權一樣,不過是一種隱蔽的壓迫手段,用來壓迫種族與性少數群體。因此,爲了實現解放,言論自由也必須像財產權一樣,要麼被廢除,要麼受到大幅修改。這也就解釋了如今許多大學中的「抵制文化」,以及阻止某些人公開演講或發言的做法。
楚曼延續了一貫的寫作風格,盡可能以善意理解批判理論,也用心幫助讀者明白批判理論最初爲何興起,又是在回應哪些真實的社會弊病,例如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戰爭,以及以消費爲中心的價值觀。他也指出,我們如果要理解世界、談論世界,就少不了概括性的術語,也無法完全避免物化。關鍵不在於摒棄它們,而在於首先承認人是按神形像受造的,再從聖經的角度分析社會。
楚曼這本書還有許多值得發掘之處,最好的辦法就是買來親自閱讀。他清楚梳理了批判理論,也從基督教立場作出了有價值的評估。不過,對於到批判理論家的著作中尋求洞見,他並不抱樂觀的態度。我也認同他的顧慮。即使打算「吃肉吐骨頭」,也不是所有的肉都值得吃(109 頁)。楚曼並不是認爲任何人都不該讀批判理論家的著作。他的意思是,籠統地鼓勵大家去讀,很可能弊大於利。鑑於許多批判理論正在對福音派教會造成有害影響,我毫不懷疑他在這一點上的判斷是明智的。關於這一問題,也可參閱沃迪·鮑查姆(Voddie T. Baucham)的《斷層線:社會正義運動與福音派迫近的災難》(Fault Lines: The Social Justice Movement and Evangelicalism’s Looming Catastrophe)。有些肉骨頭太多,最好還是別吃。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楚曼的梳理和評估已經足夠。
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To Change All Worlds: Critical Theory from Marx to Marc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