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和我以前的牧師託尼·梅里達（Tony Merida）一起共進午餐。他聽說我現在從事人工智能領域的工作，感到很好奇。「經常有人問我關於AI的問題，」他告訴我，「我通常的回應是開玩笑說：『你說的是阿倫·艾弗森（Allen Iverson）嗎？這個我可知道。』然後我就岔開話題，因爲我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
在與託尼的交談中，我們從AI在軍事上的應用一直聊到它在事工中的使用。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牧者們需要一套既有技術根基、又有神學框架的思維方式來思考AI，這個框架既能理解該技術的核心侷限，又能辨識它在門訓特別是講道方面的益處與危險。
像ChatGPT這類AI工具背後的大語言模型其實什麼都不懂。它們是模擬推理的機器。OpenAI的GPT-4o模型是一個龐大的神經網絡，也就是一種轉換器（transformer），它的訓練目標只有一個：預測序列中下一個最有可能出現的詞。
你問AI一個問題，但AI並不是在理解語義。它是在基於所訓練過的數萬億個詞彙進行複雜的統計分析，然後利用這種分析生成一串在統計上最可能跟隨你提示的新詞。它的「推理」不過是基於海量數據的模式匹配所產生的數學產物，並不是意識或理解力的體現。
大語言模型是精湛的模仿者，不是具備思考能力的頭腦。
這是一個實質性的區別。在我的工作中，我看到像帕蘭提爾科技公司（Palantir）這樣的公司正在爲其AI系統構建所謂的「本體層」（ontological layer），尤其是在那些高風險應用場景中。這種本體是對知識的一種形式化、結構化的表徵，是一幅映射概念及其關係的圖譜。開發者創建一個知識圖譜，其中包含節點（例如「託尼·梅里達牧師」）和邊（例如「擔任……教會的牧師」），用以定義與其他節點（例如「神的形像教會」）之間的關係，從而構建出一個固定且經人工驗證的現實模型。大語言模型隨後被限制在該圖譜的約束下運行，將其神經網絡的模式匹配能力與知識圖譜的邏輯嚴密性融爲一體。
帕蘭提爾認爲這種本體圖譜不可或缺，這實際上是對其技術核心侷限性的重要承認。這張地圖防止AI產生幻覺或捏造事實，而這恰恰是AI很容易犯的毛病。
要使AI在關鍵場景中可靠，其創造者必須爲它搭建一個數字圍欄，並給它一張嚴格的人工制定的現實地圖來遵循，以免它迷失方向。耐人尋味的是，前沿科技公司就這樣在實踐中基督教哲學家如阿爾文·普蘭丁格（Alvin Plantinga）所稱的「恰當基礎信念」（properly basic beliefs）在實踐中的必要性，任何推理系統要連貫運作，都必須以某些無需事先證明就被接受爲前提。這種對根基性世界觀的科技需求，與大語言模型和人類靈魂之間形成了最鮮明的對比，也把我們引向一個對個人用戶而言至關重要的危險：擬人化。
因爲AI的輸出感覺如此人性化，我們很容易把它當作人來對待。這源於我們根深蒂固的人類經驗。我們理所當然地會將內在生命的典型產物，如有智慧的論證或富於情感的文章，與內在生命本身的存在聯繫起來。在人類歷史上，溝通表象與內心實存一直密不可分。然而現在，機器首次能夠在不具備任何內在生命的情況下，完美地複製我們的溝通方式。這對人類的成長乃至基督徒的門訓構成了一種獨特而微妙的威脅，因爲這兩者都依賴於真實的連接。
新約聖經將基督徒社群描述爲koinōnía，即一種深厚的、彼此分享的團契（如腓 1:5）。這種團契包括教會肢體彼此擔當重擔（加 6:2）、用愛心說誠實話（弗 4:15），以及彼此認罪（雅 5:16）。這當中的每一條誡命，都以兩個擁有內在生命、靈魂或靈性之存在的互動爲前提。
對信徒而言，這內在生命有聖靈內住，聖靈通過我們與其他有聖靈內住之人的關係來引導、責備、安慰並使我們成聖。AI既沒有可以參與互動的內在生命，也沒有可以從中服事的內住聖靈。想像一位心理諮詢師，其唯一的目的就是肯定你或接納你。想像一位你可以向其敞開心扉的朋友，隨後卻瞬間刪除了對這段對話的記憶。你並沒有在建立關係；你只是在使用一個工具。這恰恰就是 ChatGPT 的本質。它無法替代神爲了我們的成聖所制定的那種具身的、靈魂對靈魂的團契群體。
我曾在講道預備中大量試驗AI的使用。最初的試驗很簡單：「寫一篇關於《約翰福音》1:1–3、模仿提摩太·凱勒風格的釋經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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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其膚淺性之外，這種做法還引發了關於抄襲的倫理問題。我聽到許多人表達擔憂，認爲AI只是在複製粘貼某位作者的作品。然而，但這並不是這項技術的工作方式。
最近AI公司在法律上的幾場勝訴開始鞏固一個論點：當大語言模型以某位知名作者的「風格」寫作時，其使用屬於轉換性使用，而不是侵權。
原因在於，AI並不會像數據庫那樣存儲凱勒等作者的書。相反，在訓練過程中，大語言模型會分析一位作者的全套作品，爲其風格創建高維度的「語義地圖」——這是一張由其選詞、句子結構和神學概念之間的統計關係構成的複雜網絡。當收到提示詞時，它會在地圖中尋路，生成一份在統計特性上與凱勒寫作風格相似的全新文本，而不是搬用他原有的句子。
向AI索要一篇「凱勒式講章」，你得到的是通過統計模式生成的、對其寫作風格的迴響。這是模仿，不是剽竊，但它終究是一種衍生性的、空洞的仿製品，缺乏凱勒牧師那種犀利深刻的洞見。
我接下來使用AI預備講道的做法更加嚴謹。在要求AI動筆寫作之前，我採用了一個分步驟的「語境工程」（context engineering）流程，與AI一起合作研究一段經文。
我使用了一個我稱之爲「向經文發問」的門訓框架。我給AI提供一系列問題，用來呈現規範解經過程的邏輯順序：從原作者意圖及歷史背景出發，經過語法與文學分析，進入該經文在聖經大敘事中的位置，然後才進入神學與個人應用。當我在教會成員中教導這種結構化的過程時，它避免了在理解經文「當時的意義」之前就急於跳到「這對我有何意義」這一常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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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方法產出的結果要優越得多，更加細緻入微、更具邏輯性、更有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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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我開始將 AI 的成果與我自己的研究進行對比時，情況改變了。當我親自一步步進行相同的釋經過程、與機器同步比照時，AI 所寫的那篇此前看似極具洞見的靈修文章，突然讓我感到無比蒼白與空洞。
這再次肯定了我早已知道的一個關鍵區分：教導神話語的工作，本質上首先是一項屬靈的操練，其次才是一門學術的研究。它是倚靠神的聖靈、藉著祂的話語與神摔跤的過程。其終極目標不僅僅是一份見解獨到的分析，而是傳達主賜給祂子民的話語。AI 或許能在學術研究的某些環節提供協助，但它被徹底排除在這個充滿禱告、敬拜與倚靠聖靈的屬靈實質之外。
撇開屬靈層面的影響不談，即使純粹從學術角度來衡量 AI 的成果，它目前產出的質量也很少能超越一位訓練有素的釋經學者的成果。成熟的解經者能綜合無數層次的語境：希臘文原文中論證的脈絡、某個舊約引用的分量、第二聖殿時期猶太教中某場爭論的細微之處，以及對複雜系統神學體系的影響。
雖然 AI 在處理給定語境方面令人印象深刻，但人類專家的心智能夠更加精密地權衡和整合這些不同領域。我預計這一特定的技術差距會迅速縮小，也許在 2025 年底之前就會實現（該文於 2025年 10 月 14 日在福音聯盟英文網站上首發——譯註）。但就目前而言，二者在輸出質量上的差異依然十分顯著。
我目前對AI平台的使用採取一種更爲審慎、也更務實的方式。幾年前，我的日常查經是一種從容不迫、長達數小時的深入挖掘，從經文中汲取洞見，在筆記本上記錄，慢慢翻閱原文詞典。如今，我有一個兩歲的孩子、一個一歲的孩子，還要經營一家企業，那種從容不迫的奢侈已不復存在。我的靈修時間變得更加聚焦。我會讀一段經文，比如《約翰福音》1 章，默想它，然後轉向AI，輸入一個簡單的指令：「解釋《約翰福音》第 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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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AI那裡得到的回覆是一份概括性但信息充分的主要內容總結：包括歷史背景、關鍵神學主題（如「道」的教義）以及不同釋經觀點之間的細微差異。這是一種快速獲得學術性概覽的有效方式。
我爲什麼使用AI，而不是拿起一本包含同樣信息的簡明聖經註釋或研讀版聖經？有兩個原因：速度和靈活性。
關於速度：即使你已經知道在哪個可靠資源中可以找到這些信息，從書架上取下那本書、翻到正確的章節、交叉對照上下文等等，這其中所涉及的認知成本也相當可觀。而使用AI，我可以直接提問，幾秒鐘內就能得到答案。這在一小時的研讀中可以節省 5 到 10 分鐘，日積月累效果顯著。對於現在身爲父母、研讀時間窗口變短的我來說，這一點很重要。使用AI也減少了「語境切換」的負擔。我不再需要在註釋書的開頭部分（背景介紹）和我正在研讀的具體經文之間來回翻動，而可以直接向AI一次性獲取作者背景、主題和經文解釋。
關於靈活性：使用AI讓我能以註釋書無法實現的方式與文本互動。我可以提出質疑、追問澄清性的問題，或者延伸到相關主題——例如，自某本註釋書出版以來，不同運動或傳統如何發展了一個觀念。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就像一本我可以實時塑造的「定製註釋書」。
當然，AI不應取代可靠的資源。在預備教導時，我仍然倚重我的研讀版聖經、註釋書和參考工具書。但正如一本簡明的靈修註釋書是對學術性和解經性註釋書的濃縮，AI也可以作爲另一個「摘要層」來使用——一個在我作靈修式研讀時幫助我拉遠視角、快速推進、建立關聯的工具。關鍵在於，我是在倚靠自己的神學和釋經學訓練來使用它。我不把AI的輸出視爲權威，而是將其視爲一種「認知加速器」。在我現階段的處境中，它是一個有價值的工具，幫助我把握方向，然後由我自己進行真正的、以禱告爲根基的解經工作。
這就帶出了我認爲對濫用AI最深刻、最符合聖經的批判：保羅在教牧書信中反覆警告要防備「爭辯言辭」（logomachia，見提前 1:6，提前 1:6:4，20；提後 2:14、提後 2:16、提後 2:23）。保羅指的是什麼？讓我們仔細分析語言和上下文證據。在《提摩太後書》2:14（NASB95 譯本）中，保羅寫道：「你要提醒眾人這些事，在神面前鄭重地囑咐他們：不可爲言語爭辯（logomachẽin），這是沒有益處的，只能敗壞聽見的人。」
保羅所用的這一組相關詞彙（logomachéō, logomachía, kenophōnía, mataiología），尤其是複合詞logomachéō獨特且可能帶有術語性質的用法，表明他是在針對教會中某個具體且可識別的問題，而不僅僅是籠統地警告分裂和好爭吵的行爲。
這些詞彙很可能指向一種對聖經的過度字面化和脫離上下文的解釋方法。這些詞始終與「荒渺的言語」和「家譜」（如提前 1:4）並列出現，指向一種爭論瑣碎細節、卻忽略更宏大意義的釋經方式。保羅強調「純正的教訓」（hugiainoúsā didaskalía）是爭辯言辭的對立面，暗示後者代表著一種不健康、甚至可能是刻意裝糊塗的解經方式。
教牧書信的歷史背景進一步印證了這種解讀。那時，猶太及早期基督教文本正開始採用希臘化的修辭技巧。在以弗所這樣的城市中，精深複雜的希臘哲學與修辭教育營造了一種環境，使宗教文本遭受到詭辯家辯論中常見的那種吹毛求疵式的分析。保羅正在抵制在基督教教導中使用這些技巧。
他所提及的「無用的空談」 (mataiología / meaningless talk) 尤爲耐人尋味。這表明這些辯論不僅僅是賣弄玄虛的迂腐之論，保羅的對手還在主動遮蔽或歪曲聖經文本的本意。這種言詞爭辯很可能是利用技術性的論據，來支撐那些脫離聖經作者原意的複雜解讀框架（「荒渺的話」）。這種解讀符合我們對希臘化哲學以及教會早期諾斯替主義 (Gnosticism) 的認知，兩者都傾向於通過對聖經的「創造性解讀」來構建形而上學體系（例如斐洛 [Philo] 在《論世界之造》 [De opificio mundi] 等著作中對摩西五經的寓意解讀）。
保羅的批判集中在對手的方法（在言詞上爭競、空洞的討論），而不是他們的教義結論。這表明他的主要關切在於一種釋經進路，這種進路將巧妙的言語操弄置於對文本本意進行實質探討之上。他反覆強調「純正的教訓」，意味著這些技巧產生的不僅僅是學術分歧，而是從根本上扭曲了對基督教教義的理解。
此外，教牧書信的重點在於教會領袖和教導權柄。保羅關於「言詞之爭」的警告與他關於揀選和培訓教會領袖的指示並列出現。這表明這些爭論和釋經方法不僅僅是理論層面的，對手那些巧妙而膚淺的論證在積極破壞教會既有的教導權柄。
這樣的光景在今天依然存在。在許多方面，當代基督教的論述恰恰反映了保羅當年所擔心的困境。具體的技巧或許有所不同，但其中的錯誤卻如出一轍。
在光譜的一端是「明星牧師」和所謂的「辨識度事工」（「discernment ministries」），他們利用煽情的話術製造憤怒，強解聖經僅僅爲了吸引追隨者。另一端是學術表演者，他們過度炫耀技術性細節和語言學分析，用專業知識的煙霧彈掩蓋文本的意義。一端訴諸粗糲的情感，另一端假藉理性的僞裝，但兩種進路都共享保羅所譴責的根本弊病：利用精巧的言語操弄來凌駕於文本意義之上，而不是服侍文本本意。
在這樣的現狀下，人工智能如今作爲一種強力的新型催化劑闖入其中。它是一種獨一無二的工具，能夠根據指令，將這兩種原本就存有瑕疵的模式演繹得更加「天衣無縫」。
只需給出提示，AI就能同樣輕而易舉地生成民粹主義者煽動性的言辭，或是表演型學者晦澀複雜的學術行話。它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爲這兩類人的「言詞之爭」，本質上都是爲了追求修辭效果而對語義模式所進行的操弄。
這恰恰是大語言模型被設計來精通的任務。無論這種操弄是出自人類還是機器，其結果都與保羅當年所親眼見證的如出一轍：大眾被巧妙的花言巧語所折服，而不是在對神話語的忠心扎根中被造就。換言之，就是形式凌駕於實質之上，這是保羅能一眼洞穿的危局。
大語言模型如果不是終極的言詞之爭機器，那又會是什麼？它本質上是一個通過操弄詞語間的語義關係來「模擬推理」的引擎。它之所以終日與言詞糾纏，是因爲除了言詞，它一無所有。
關鍵在於善用AI，同時避免兩方面的危險：一是把它當作它本不是的東西（擬人化），二是將它用於邪惡的目的（言詞之爭）。以下是關於智慧使用的兩點建議。
一、將 AI 作爲高效的研究助手
牧師可以利用 AI 進行大規模的信息檢索與總結，這些任務如果在圖書館中手動完成，往往需要耗費數小時。你可以讓它綜合歸納五本不同註釋書對某段經文的見解，或者在教會歷史的長河中追蹤某個神學概念的發展脈絡。然而，在這樣的研究過程中，牧師必須始終恪守「解經主體」的角色，透過自身的神學框架與解經能力來審視和評估這些數據。
不妨把 AI 想像成世界上速度最快的研究助手。它可以爲你跑去圖書館，把所有相關的書籍和文章都找出來，但最終認真閱讀、理解這些材料，並撰寫講章的人，依然是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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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它激發構思或打磨想法
借助語音轉文字功能，我把自己對某個主題未經梳理的想法一股腦兒講給AI，它會立刻生成一份文字記錄。這個過程把AI當作一個互動媒介，用於心理學家所說的「外化認知」（externalizing cognition）。
表達的本身迫使思維組織化，而看到自己的想法變成文字，就繞過了「空白頁困境」。AI是一個不帶評判的夥伴，它幫助我進入一種心流狀態，讓想法從腦中流淌到頁面上。
把你的講道構思對AI講出來，讓它即時轉錄，這是一種強有力的起步方式。只需忽略它那些阿諛奉承的反饋（"這真是個精彩的洞見！"），把生成的文字當作你的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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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AI 能抬高下限，卻無法拉高上限。對新手而言，AI提供了一個腳手架，可以顯著提高基線表現。但對於知識深厚且精細的專家而言，AI 生成的通用內容所能提供的邊際價值微乎其微。這體現了專業知識的邊際效益遞減。AI 可以幫助一個拙劣的創作者成爲平庸的創作者，卻無法幫助一位優秀的寫作者變得更好。它讓使用者能勝任工作，但無法幫助使用者達到卓越。
正因如此，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手工打造內容的時代。當AI把生成通用內容的成本降至零，這類內容就會淪爲商品。而在任何商品化的市場中，價值會轉移到那些真實的、有根有據、付出了高昂代價的作品上。「手工打造」將成爲一個標誌，指向那些不是「生成」出來的、而是「創作」出來的作品，它來自某個具體的人，帶著其獨特的視角、辛勞和屬靈洞見。
當任何人都能在幾秒鐘內生成一篇千篇一律的講章時，牧師歷經一週恆切禱告、掙扎與辛勤打磨出來的講章，將變得十分寶貴。我們的講道和教導不是可化生產的產品；它們是獻給神的愛的勞作，爲了祂子民的益處。在一個人工心智的時代，教會所蒙的呼召，是要更深地扎根於AI永遠無法複製的事物，就是一顆被神的靈、藉著神的話語之真理所點燃的火熱人心。
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AI’s Usefulness and Its Dangers for Preach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