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时事
當孤獨被包裝成「賦權」
書評:《女孩股份有限公司:Z 世代與萬物商品化》
2026-06-01
—— Rebecca McLaughlin

「情況真是很嚴重、很緊急。」

那時女兒才 5 歲。丈夫把她放在樹枝上準備拍照,她冷不丁地冒出這麼一句話。其實,她當時好得很。十年後的今天,她 15 歲,正在走向 16 歲,就像電影《音樂之聲》裡唱的那樣。作爲 Z 世代的尾巴,她依然很健康。然而,正如英國作家弗蕾亞·印第亞(Freya India)在《女孩股份有限公司:Z 世代與萬物商品化》(Girls®: Generation Z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Everything)中所記錄的,西方成千上萬的同齡女孩處境卻不容樂觀。

社會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 2024 年出版的《焦慮的一代:如何養育手機裡泡大的孩子》(The Anxious Generation: How the Great Rewiring of Childhood Is Causing an Epidemic of Mental Illness)一書中指出:Gen Z這一代人,在現實世界裡被過度保護,在網絡世界裡卻又保護不足。他們沒有機會爬樹,沒有機會在沒有大人看管的情況下和同齡人一起玩耍,也沒有機會去面對身體上的小風險、慢慢學會獨立。相反,他們陷入了網絡世界的深淵。互聯網不僅吞噬了他們的大量時間,更深刻地塑造了他們的生命。

《女孩股份有限公司:Z 世代與萬物商品化》 

弗蕾亞·印第亞 (Freya India) 著

《女孩股份有限公司:Z 世代與萬物商品化》是一場充滿激情、極具啓發且帶有深刻個人色彩的旅程,直指當今塑造年輕人生活的重重壓力。

弗蕾亞·印第亞指出,青春期女孩那些自古就有的焦慮,如今被現代生活不斷放大,並遭受前所未有的利用。過去的女性一代代地被無休止地推銷產品和美容項目,而今天的女孩自己變成了產品。她們在Instagram上展示自己的日常生活,在交友軟件上自我推銷,把自己包裝成個人品牌。最終的結果是:焦慮鋪天蓋地,令人難以承受。我們這個社會,已經正把活生生的「女孩」轉變爲「女孩股份有限公司」,把人變成了商品。

亨利·霍爾特(Henry Holt)出版,384 頁

在《女孩股份有限公司》一書中,印第亞深入探討了這一現象對 Z 世代女性帶來的特殊影響。爲了讓我們警惕這一群體中早已蔓延的猛烈火災,她指出:「在美國,2021 年有將近三分之一的青春期少女曾認真考慮過自殺,比十年前的 19%明顯上升,更是男孩自殺考慮率的兩倍」(8 頁)。無論從哪個標準來看,這都是一場真正的、嚴重的緊急情況。印第亞通過這本 356 頁的著作,從內部視角出發,對問題的根源進行了深刻的分析。

印第亞有力地論證了現代科技並沒有無中生有地製造出問題,而是「放大了青春期少女自古以來就有的焦慮」(9 頁)。年輕女性往往更容易在容貌、戀愛關係、友誼和社交地位方面缺乏安全感。但印第亞指出,社交媒體公司、醫美網紅、色情網站以及兜售心理健康藥物和服務的企業,正在無情地利用女孩們的這些軟肋來謀取暴利。

這場危機絕不是意外失火,而是有人蓄意縱火。

當修圖成了「賦權」

印第亞列舉的第一大證據就是美顏修圖(facetuning)現象。迫於在社交媒體上不斷髮布自拍和視頻的壓力,Gen Z女孩們花費無數時間進行「虛擬整容」。以領先的 AI 圖像處理軟件 Facetune 爲例,它可以拉長四肢、豐盈嘴唇、塑造鼻型、平滑肌膚、美化胸型,讓女孩們能夠發佈一張完美的照片。

然而,這個過程卻帶來毀滅性的副作用。印第亞回憶起自己少年時修圖的經歷:「有時候我會不小心按到『撤銷』鍵,真實的自己一閃現,我就感到一陣噁心。我的臉、我的身體,讓我無法忍受。那些以前從未注意到的地方,現在再也無法忽視」(27 頁)。

正如印第亞所觀察到的,這些虛擬整容手術又推動了現實中整形手術的激增,女孩們購買的美容項目越來越昂貴、越來越具有侵入性。然而,女孩們不僅沒有意識到這一切的危害,文化反而告知她們這是一種賦權。Facetune在 2018 年發佈的一條推文中宣稱:「慶祝#國際婦女節——重新定義你對待自拍修圖的方式,這個習慣其實是一種強大的#自我表達形式」(45 頁)。

印第亞深刻揭露了商家如何將剝削包裝成賦權,這是她核心論點的關鍵所在。她指出:「這不是自愛,而是自欺欺人;這不是賦權自我,而是貶低自己。這些軟件、濾鏡或醫美項目沒有一個能幫助我們尋找真實的自我;女孩正在迷失自我,與真實的自己嚴重脫節,嚴重的甚至患上了身體變形障礙和焦慮症」(57 頁)。然而,連這些心理疾病也能被商家拿來變現。

從朋友,到心理醫生,再到藥物

隨著女孩們把越來越多的時間花在網上、越來越少和朋友相處,她們陷入了抑鬱和焦慮。與此同時,她們又成了心理健康產品營銷的對象。「談論自己的心理健康問題,不僅對我們有好處,」印第亞回憶道,「甚至成了一種道德義務」(61頁)。

爲了消除大眾對心理疾病的偏見,女孩們公開分享了自己的掙扎,結果又被勸告要繼續留在網上尋找解決方案。「就在我們這一代人敞開心扉的時候,算法也在不斷升級。它們在研究我們,記錄我們的弱點,把我們拖進更深的深淵。我們被一步步推進自己的不安全感裡,算法不斷推送更多的病症跡象、症狀分析、專家建議,當然,還有層出不窮的廣告」(62 頁)。

對這些女孩來說,花更多時間上網簡直是飲鴆止渴。然而,商家的生意卻因此蒸蒸日上。印第亞回憶說:「過去只有美妝網紅向我們推銷護膚步驟和整形計劃,現在我們又有了心理健康網紅。他們不僅準備好重塑我們的外貌,還要重塑我們的內心感受」(63 頁)。

社交媒體平台先是製造了問題,隨後又對這些問題進行診斷。隨著算法不斷獎勵那些極端行爲和驚人言論,網絡紅人們既成了受害者,也成了加害者。女孩們被告知,對自己的身體產生負面情緒或覺得自己格格不入,都是心理健康出問題的徵兆。但正如印第亞所指出的:「感到格格不入、缺乏安全感、討厭自己的身體,這些不僅是心理疾病的症狀,也是十四歲青春期少女常有的狀態」(65 頁)。

這種自我診斷文化的一個典型表現,就是跨性別身份認同領域:

也許你剛開始只是在網上了解什麼是性別認同,接著 TikTok博主就告訴你「健忘」和「經常疲勞」是性別不安的症狀(沒錯,這確實是一條真實的視頻),最後你甚至會看著網紅展示她們切除乳房的疤痕,記錄自己變性手術的過程,進而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也需要做手術。(67 頁)

印第亞的這一觀點與英國針對性別不安出版的卡斯報告(Cass Review)不謀而合,她將 Z 世代女孩中「性別不安診斷呈爆發式增長」的矛頭,直接指向了這些網絡紅人(88 頁)。

當女孩們極度缺乏現實中面對面的友誼時,一大批「包裝得更像朋友而非專業人士」的心理諮詢師趁虛而入,好讓她們覺得「有人在身邊支持自己」(75 頁);同時,網紅們也告訴女孩,面對日常生活的壓力,她們需要「藥物治療」(83 頁)。

印第亞的意圖並非貶低心理諮詢或抗抑鬱藥物本身,而是譴責這種已經失控的診斷與開藥風氣。她的論點與亞比該·夏勒(Abigail Shrier)在 2024 年出版的《壞治療》(Bad Therapy)一書中的觀點十分契合。印第亞肯定地指出:「是的,女孩們在現代世界確實承受著真正的痛苦,但這場危機的核心部分,就在於將正常的負面情緒商品化和醫學化」(93 頁)。這其中有些出於好意,有些則是精心計算的剝削。

從私生活到公開秀

隨著閨蜜之間面對面的談心越來越少,在網上分享思想情感、初次約會的故事以及內心深處最缺乏安全感的事,反倒成了家常便飯。印第亞觀察到:「正如美妝和心理健康網紅爲了爭奪女孩們的注意力,內容變得越來越極端一樣,網絡博主們也被迫要分享越來越私密的瞬間」(97 頁)。Z 世代的女孩們也紛紛效仿。印第亞的分析可謂一針見血:

他們告訴我們,這是在與親友分享生活,但實際上,這不過是在將我們的數據分享給商家,好讓他們更精準地投放廣告。他們告訴我們,這是爲了聯絡感情,結果卻是把我們最愛的人變成了三腳架,不停地給我們拍照。我們拼命想要定義自己、記錄自己,最終卻失去了自己。我們並不是在這些平台上分享生活;我們是爲了這些平台而生活,常常只是爲了得到一些我們根本不認識、也不在乎的人的認可。(132 頁)

頻繁發帖還被加上了一層道德枷鎖。印第亞反思道:「我們在網上分享的生活越多,發表政治觀點的壓力就越大。道德變得可以量化,人們會根據你發了什麼或沒發什麼,來立即批判你」(118 頁)。

由於年輕女性往往更傾向於順應社會期望,她們特別渴望發表「正確」的言論,以便與自己的群體保持一致。但這並不容易。印第亞指出,「『正確』的立場總在不斷演變」,因爲「最激進的聲音往往最容易瘋傳,被推送到信息流的頂端」。爲了避免被「網暴」或「取消」(Canceled),女孩們「被要求對所有事情都發表意見:氣候變化、墮胎權、跨性別者權利、國際衝突等等」(123 頁)。甚至連不發帖本身,都被視爲一種道德表態。

因此,想要回避參與每一個議題是不可能的。女孩們越來越暴露在公眾視野之中。一方面,她們要公開表演那些本應屬於私生活的內容;另一方面,她們還要隨時爲政治立場的失誤承擔輿論審判。而且,儘管她們鸚鵡學舌般的那些政治敘事聲稱要爲女性賦權,這些女孩實際經歷的卻恰恰相反。

有性無愛

印第亞極其痛心地指出,Z 世代女孩在這樣一個世界長大:「在這個世界裡,你覺得必須像推銷商品一樣,在約會軟件上推銷自己;進入青春期之前,你就已經看過了色情網站上的暴力視頻;而隨便發生一夜情、自我商品化,卻被包裝成女性賦權的象徵」(10 頁)。正如修圖損害了 Z 世代女孩的自我認同,並助長了現實中的整容風潮一樣,暴力色情信息的泛濫,也讓「雙方自願的」性暴力變得常態化。

印第亞引用了 2020 年一項針對 18 至 39 歲英國男性的調查,結果發現:「71%的人在雙方自願的性行爲中,曾對伴侶進行過扇耳光、掐脖子、塞嘴或吐口水等行爲」(201 頁)。然而,這種明顯的仇女和厭女行爲不僅沒有遭到譴責,反而被冠上了「賦權」的美名。

印第亞並不是第一位提出這一觀點的女性。路易絲·佩里(Louise Perry)在《反對性革命的理由》(The Case Against the Sexual Revolution)以及克莉絲汀·安巴(Christine Emba)在《再思性問題》(Rethinking Sex)中,都曾對這種將性暴力包裝成女權賦權的荒謬現象提出過強烈抗議。但印第亞的獨特之處在於,她自己就是在這個世界內部長大的。印第亞解釋說:「2010 年代是『性積極女性主義』(Sex-positive feminism)的時代,當時所謂的女性賦權,似乎就是無休止地追求更多的性自由、性探索和性表達。名人越是把自己物化,大家就越認爲她解放了自己」(185 頁)。

社會灌輸給女孩們這樣一種觀念:性暴力和性貶低正是她們自己想要的。當現實經驗讓她們感到不適時,她們反而會爲此感到羞恥。印第亞引用了歌手比莉·艾利什(Billie Eilish)的經歷。比莉在 19 歲時透露,和許多同齡人一樣,她從 11 歲起就迷上了看色情片。比莉在 2021 年反思道:「這真的摧毀了我的大腦。」這種經歷也潛移默化地誘導她去順從:「在我最初幾次過性生活時,對於那些不好的事情,我並沒有拒絕,因爲我以爲自己本來就應該喜歡這些」(199-200 頁)。

這種將墮落扭曲爲女性解放的荒謬邏輯,也被用來將賣淫重新定義爲一種賦權。印第亞指出,不僅名人和 OnlyFans(成人內容訂閱平台)的網紅對此讚不絕口,甚至連英國幾所知名大學也宣稱要「消除對性工作者的偏見」,並爲從事性工作的學生提供「指南包」(191 頁)。

與此同時,女孩們接受的引導卻是「如何對與自己發生性關係的男人『不動真感情』」(176 頁)。印第亞動情地解釋道,結果就是:「我們過去所說的愛——被伴侶的情緒所牽動、把對方的需要放在首位、彼此相互依賴——如今卻越來越被貼上『情感勒索』或『焦慮型依戀』的標籤」(194 頁)。被摧毀的不僅是性和浪漫的關係,而是各種形式的愛。

愛的消逝與人工智能的崛起

印第亞深入剖析了在我們這個以網絡爲中心的世界裡,所有真切、具體的愛如何正在消逝,以及女孩們如何被灌輸不要爲這種失去而悲傷。例如,Z 世代女孩成長在一種將離婚奉爲「自愛」與「解放」的文化中,這種文化刻意淡化了父母離婚對孩子帶來的傷害。因此,女孩們被告知,不應該爲父母的分道揚鑣感到難過。

因爲無法在現實的友誼中找到慰藉,Z 世代女孩被誘導通過各種軟件來尋求友情,以爲她們所需要的群體生活在網上就能找到。正如印第亞所觀察到的,甚至連那些毒害最深的平台也在開出這樣的空頭支票:「Facetune 不僅僅是一個軟件,它更是一個社群」;「1.7 億美國人在 TikTok 上找到了團體」;「Pornhub 社區期待你的加入!」(151 頁)。

「這一切帶來的最強烈感受就是疏離,」印第亞總結道。「友誼已經被掏空了。家庭破碎讓女孩們感到迷失和被遺棄。社群只是模擬出來的。我們可以繼續假裝這是進步,假裝這是解放,而不是孤獨。但女孩們從未感到如此孤獨」(161 頁)。

如今,這份孤獨正在被變現。正如印第亞所指出的,人工智能「朋友」和戀愛對象,正是企業創造市場的終極例證。「那些掏空了我們友誼的公司,居然還有臉把替代品賣給我們,」她寫道。「女孩和年輕女性都面臨著虛擬情感推銷,規模之大前所未有,每一個 AI 角色都根據我們的慾望和期許進行了完美定製」(162 頁)。

人渴望被認識、被愛。當我們無法接觸到真實的人、能與我們建立真正互惠關係的人時,我們就會飢渴。然而,當虛擬的愛像輸液一樣源源不斷地注入靈魂的靜脈時,我們常會產生一種錯覺,以爲自己的需求得到了滿足。這正是數以百萬計的 Z 世代女孩從虛擬朋友和戀人那裡獲得的東西:一種「有人在陪伴我」的幻覺。但現實很殘酷,那個「人」根本不存在。

診斷有了,處方呢?

印第亞的這本書對 Z 世代女孩的境遇做出了診斷,很有說服力。但在寫這本書時,她依然在尋找對症的藥方。她呼籲回歸現實的人際關係,但她也知道這遠遠不夠。她寫道:「除了退網、更加注重隱私、投入真實的感情、努力照顧他人之外,我們還需要找到信仰。」但緊接著,她又退縮了:「不一定是宗教信仰,而是對某種『更高之物』的信念,一種堅信生命不止於眼前的信念,某種超越享樂主義、消費主義和盲目競爭的東西」(264 頁)。

在讀了這麼多頁富有洞見的診斷後,這個藥方聽起來就像是用草藥來治癌症。如果沒有神,根本就沒有什麼「更高之物」。信仰若不植根於真理,就不過是自欺欺人的幻覺。

不過,在交稿到出書的這段時間裡,印第亞似乎經歷了一場屬靈的蛻變。在接受英國作家兼播客主持人賈斯汀·布里爾利(Justin Brierley)採訪時,印第亞分享了她初次接觸基督教的經歷。她在一個將基督教視爲「過時」「尷尬」且「無關緊要」的文化中長大,因此起初對這份信仰不屑一顧。但印第亞回憶道:「當我聽別人談論基督教,談論一切讓我感到焦慮的事情時,我突然發現,天哪,這些亙古不變的答案,完美回應了我內心深處每一種沒有被滿足的渴望。」

正如印第亞在《女孩股份有限公司》中所述,她成長的那種文化期待她把自己最深層的思緒和感受公之於眾。如今面對自己萌芽的信仰,她似乎在極力抗拒這種「公開分享」的壓力。她對布里爾利這樣形容:

這是一段漫長的旅程……就我個人而言,我能感覺到那份感動越來越強烈。我越是寫到它,內心就越發踏實和確定。但我盡量把它保留在比較私人的範圍裡,因爲我不想把它像商品一樣奉獻給這個世界。

人們常常混淆一件事:信仰耶穌的真實含義是極其個人的——它觸及我們內心最深之處——但這不等於它應該被鎖在私域裡:不公開、不對外作見證。但在眼下這種情況,我猜想印第亞是在運用智慧,保護一粒嬌嫩的信仰種子,讓它在遠離公眾輿論的灼熱目光下悄然生長。

承認:「對我來說,哪怕只是試著去教會,在當時都是一場不小的爭戰,現在也是如此。因爲那感覺對我來說非常陌生,甚至可以說有點難爲情。」我很讚賞她能專注於打贏這場仗,並讓自己委身在地方教會中。同時,我也很感激她爲我們這些早已把教會當成家的人,提供了如此深刻的診斷。

當前,年輕男性普遍趨向保守,而年輕女性則更趨向激進(左傾),男女兩性在政治方面的撕裂日益加劇。面對這一現狀,印第亞觀察到

我認爲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的教會和基督徒正竭力去吸引年輕男性,卻把年輕女性撇在一邊。因爲大家覺得:「哦,我們根本沒辦法接近她們,她們在政治光譜的另一端太遠了。」然而,她們才是最迫切需要福音的人。

Z 世代的女孩們受到剝削、虐待,爲自己的容貌感到焦慮,爲自己的情緒感到羞恥。她們被切斷了有意義的聯結,在沒有愛的性行爲中被扼住喉嚨,還被告訴說這就是賦權。她們還被洗腦,認爲基督教是她們最不需要的東西。

但是,就像印第亞一樣,如果她們能瞥見那份來自基督的真實大愛,她們也許就會明白,耶穌才是解決她們痛苦的唯一答案。印第亞建議說:「如果你能對年輕人說:『知道嗎,你感到如此焦慮真的很讓人痛心,但這裡有一個完整的屬靈大家庭,這裡有爲你預備的群體。』我想這能引導他們走向信仰。」她說的沒錯。

讀完《女孩股份有限公司》後,我給朋友賈絲婷(Justine)發了條信息。三年前加入我們教會之前,她幾乎經歷過印第亞書中描述的每一種痛苦。我告訴她,我剛讀完一本書,講的是她們這一代女性如何被傷害、被謊言欺騙。她非常贊同印第亞的描述。

Z 世代的女孩們正生活在一場真正的緊急情況中。她們唯一的盼望就是耶穌。這本書能幫助我們理解她們所經歷的一切。但真正去接觸這些年輕女性,並把那份關乎赦免、生命與愛的信息帶給她們的,是我們這些認識那位大醫者的人。如果我們這樣做,或許會驚訝地發現:莊稼已經熟透了。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How Gen-Z Girls Were Sold Loneliness as Empowerment.

Rebecca McLaughlin(麗貝卡·麥克勞林)擁有劍橋大學的博士學位和倫敦橡樹山神學院的神學學位。她是福音聯盟固定的撰稿人,著有《世俗信條:應對五種當代主張》(The Secular Creed: Engaging Five Contemporary Claims,TGC,2021)和《直面基督教:世界上最大宗教的12個難題》( Confronting Christianity: 12 Hard Questions for the World’s Largest Religion, Crossway, 2019)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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