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福音派重新對教父的釋經方法產生了興趣。當代學者花了不少心力研究前現代的釋經實踐，卻較少說明這些釋經者究竟依據什麼方法來理解聖經。
這實在有點出人意料，因爲儘管當時的釋經方法多種多樣，「四重含義」（簡稱「四義」，four senses）卻是許多人理解聖經時採用的主要框架。歷史上，這四義通常稱爲文字含義、寓意（關乎基督）、道德義（關乎信徒的生活）和末世義（關乎末後的成全）。
然而，人們對四義仍有不少誤解。正如一位作者所觀察到的，許多現代讀者認爲，寓意解經早已「受審、定罪、判刑，並被處以絞刑」。對不少福音派信徒來說，一提到寓意，就會擔心有人脫離經文，憑主觀臆測來解釋聖經。
確實，有些釋經者使用寓意解經的方式並不可取。但那些最善於運用四義的人，其實遠比現代人想像的嚴謹。下面，我們來看看幾個常見誤解，正是這些誤解，妨礙了我們認識早期釋經者如何運用四義。
四義最嚴謹的運用，絕不會排斥經文在文法和歷史處境中的含義，反而會肯定它。
文字含義是指根據詞句的文法和歷史處境，最自然讀出的含義，需要通過扎實的釋經來認識。正確理解四義，就會把文字含義視爲解經的關鍵。
經文在文法和歷史處境中的文字含義，不僅是其餘三義的根基，其餘三義也都蘊含在文字含義之中。因此，文字含義居於首位。前現代釋經傳統中，包括改教家在內的最優秀代表，都肯定這一點。
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先按文字含義理解經文，才能讀出其中的屬靈意義。如果忽略文字含義，只顧尋找屬靈意義，就會把經文寓意化；如果直接跳到道德義，就會把經文道德化；如果徑直奔向末世義，就會把經文一味解作未來之事。這些錯誤在解經和講道中屢見不鮮，但四義的出發點，恰恰是肯定經文在文法和歷史處境中的含義。
許多人以爲，四義主張每段經文都有四個彼此獨立的含義，釋經者可以隨自己的喜好挑選。但在歷史上，四義最出色的倡導者始終強調：對屬靈含義的解讀，必須牢牢以文字含義爲依據，運用時也應有所節制。
四義主張，經文的含義是統一的，但隨著救贖歷史展開，它所蘊含的意義會在不同層面上顯明。換句話說，四義背後有一種對歷史的神學理解：神在歷史中行事，也藉著逐步賜下的啓示，讓我們更充分地認識經文的豐富意蘊。
這樣理解四義，就不會走向主觀主義，也不是在肯定經文有多個含義。屬靈含義是對文字含義的延展，而不是將其抹去；是把文字含義放在末世成全的視野中理解，而不是完全無視。
許多人聲稱，改教家譴責四義，但這個說法誇大了歷史實情。改教家確實嚴厲批評不受約束的寓意解經，尤其反對以寓意遮蔽文字含義。但許多改革家仍然從基督論、道德和末世的層面理解經文。
馬丁·路德、約翰·加爾文、馬丁·布策（Martin Bucer）、彼得·維米利（Peter Vermigli）等人，都經常超越狹義的歷史解讀。他們依然相信，聖經見證基督、塑造基督徒，並指向將來的國度。改教家們沒有改變這些信念，而是他們更加堅持這樣的解讀必須緊扣文字含義。
因此，改教家承繼教父和中世紀釋經傳統的地方，遠比人們通常承認的多。今天，我們不能因爲某位改教家強調文字含義，就認定他採用的是現代的歷史文法解經法。這樣會把後來的觀念強加給前人，但學者們仍不斷犯下這個錯誤。
有人以四義不屬於「宗教改革」的讀經方式爲由反對它，但在大量證據面前，這種說法站不住腳。改教家無疑嚴厲批評過寓意解經的濫用，但他們自己也會採用寓意解經。
人們對四義最大的疑慮，恐怕就在於「寓意」這個詞，以及它似乎容許隨意解讀。許多現代讀者一聽到「寓意」，就會想到那些脫離經文、天馬行空的解釋。
的確，一些古代和中世紀釋經者確實有過臆測式的解讀。但其中最優秀的人，所努力做的是根據經文在神整個救贖計劃中的位置來理解它。例如，把逾越節的羊羔看作指向基督，並不是任意聯想，因爲新約本身已經建立了這一聯繫。
傳統的寓意解經常被理解爲從經文中讀出它本身所說之外的「另一種」含義。然而，「寓意」一詞在歷史上有過不同用法，在保羅的時代也尚無統一定義。如果全盤否定寓意解經，也就否定了保羅對自己釋經方式的稱呼（加 4:24）。
靈意解讀有好有壞，不能一概接受，也不能全盤否定。我們需要明確的判斷標準，仔細分辨哪些解讀有經文根據，哪些只是主觀聯想。
關於聖經四義的誤解，至今仍然很多。本文並不是要把古代釋經方法奉爲圭臬，也不是認定教會歷史上曾有一個讀經的「黃金時代」。早期釋經者和我們一樣，也犯過許多錯誤。但正如 C. S. 路易斯提醒我們的，他們生活在不同的時代，所犯的錯誤通常也與我們不同。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從他們的釋經方式中有所學習，同時拒絕其中不可取的部分。
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4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4 Sens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