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本書，曾被大英圖書館譽爲英語世界最重要的著作，卻險些在問世之前就毀於一旦。這就是威廉·丁道爾（William Tyndale）於 1526 年翻譯的英文新約聖經。今年恰逢這部譯作問世 500 週年。當時，丁道爾流亡德國。首次付印時，新約才印到《馬太福音》22 章，科隆的印刷所就遭到天主教支持者突襲。他帶著尚未出版的手稿，僥倖逃脫。後來，譯本祕密運入英國，又遭到查禁和焚燒。
丁道爾直接從希臘文原文翻譯的新約奠定了此後所有英文聖經譯本的基礎，直到 20 世紀中葉動態對等譯法興起，才出現了一種不同於丁道爾翻譯理念的思路。隨著這部祕密流入英國的譯本逐漸傳開，人們歸信了基督，宗教改革的教義也扎下了根。
丁道爾同時掀起了一場英語革命。「沒有丁道爾，就沒有莎士比亞」，這句話在英語學者中廣爲流傳。如果沒有丁道爾在 16 世紀初推動語言變革，就不會有那個世紀末英語的繁榮。
但較少有人注意到，丁道爾之所以能如此出色地駕馭英語，很大程度上正是翻譯聖經的成果。若沒有丁道爾和他這項非凡的翻譯工程，很難想像今天的英語文化會是什麼樣子。他的故事再次見證了聖經如何改變我們的世界。
在 1526 年新約譯本的序言中，丁道爾爲自己的譯作致歉，稱呈獻給讀者的作品仍然「粗陋」。他甚至表示，希望這部譯本不至於「冒犯」讀者。
但丁道爾擔憂的許多不足，並不是他的過錯。他所承認的，其實是當時英語正處在從中古英語向現代英語過渡的階段。拼寫、語法和標點都還很混亂，沒有統一規範。就連丁道爾自己的名字，也有四種拼法。
想體會 16 世紀初的英語行文與今天有多大差別，只需再讀一讀他的序言。他寫道：「日後，若神命定我們做這事，我們必使它具備完整的形貌；凡添得多餘的，就刪去；凡因疏忽而遺漏的，就補上。」即使把拼寫改成現代形式，這段英文仍然難懂。
僅僅 35 年後，《日內瓦聖經》的序言同樣談論聖經，文字卻已流暢嫺熟。例如，序言這樣形容聖經：「它是我們路上的光，是天國的鑰匙，是患難中的安慰，是抵擋撒但的盾牌和利劍，是教導一切智慧的學堂……是我們靈魂唯一的糧食與滋養。」前後兩者的英語表達，差別令人驚歎。
這並不是因爲日內瓦聖經的譯者比丁道爾更精通語言。事實上，丁道爾的語言造詣無人能及。除了母語英語，他還能用拉丁語、希伯來語、希臘語、德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和法語讀寫交談。一位與他同時代的人曾說：「無論他說哪一種語言，你都會以爲那是他的母語。」
日內瓦聖經序言之所以如此流暢，恰恰是因爲丁道爾的新約開啓了那場語言革命。研究文藝復興時期歷史的約翰·斯特賴普（John Strype）生動描繪了丁道爾聖經如何受到歡迎，也間接說明了丁道爾如何改變整個民族的語言：
看見這部上帝的書在整個英格蘭……受到普通百姓如此歡喜的接納，實在令人驚歎……人們如飢似渴地閱讀神的話，紛紛湧向有人朗讀聖經的地方。凡有能力購買的，人人都買了一本……就連小男孩也跟著眾人，一群群地前來聆聽聖經片段。
丁道爾的聖經譯本成爲更新生命的器皿，也重塑了英語。
然而，翻譯這項工作也塑造了丁道爾本人。他在翻譯聖經的過程中，充分發揮了自己駕馭現代英語這門新興語言的才華。值得慶幸的是，他把最好的文字留給了聖經本身。
但丁道爾寫宗教論著時的文風，與他翻譯聖經時的文風，卻大不相同。以下這段文字出自 1526 年新約譯本的序言，可以看出他在聖經翻譯之外如何行文：「那些在基督教信仰上有學問的人，我懇求他們，因爲我確信，我的良心也爲我作證，我是懷著純潔的意圖，專一而忠實地翻譯這書的。」
再翻開丁道爾的新約，讀到的卻是這樣的文字：「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for theirs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Blessed are the meek, for they shall inherit the earth.」（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爲天國是他們的。……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承受地土。[太 5:3–5]）還有：「But ye are a chosen generation, a royal priesthood, an holy nation, and a peculiar people, that ye should show the virtues of him that called you out of darkness into this marvelous light.」(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 2:9]）
丁道爾自己也曾暗示，他在英語表達上的成就來自聖經。他寫道，聖經原文的「表達方式」與英語如此契合，以至於「在上千處經文中，你只需逐字譯成英語」，就能使譯文「優美悅耳……意義清楚，明白易懂」。
「沒有丁道爾，就沒有莎士比亞」這句名言，容易讓人以爲丁道爾只是先驅，是爲後來者鋪路的人。這並不符合事實。莎士比亞在丁道爾的貢獻之上有所增添，卻沒有取代他。類似地，欽定本聖經（King James Version）的新約，不只是受益於丁道爾精湛的翻譯技巧和英語造詣，而且有八成多的用詞沿用了丁道爾的譯文。
同樣，莎士比亞爲英語增添了 1,700 個新詞，丁道爾也貢獻了大量新詞。牛津英語詞典數千次引用他的文字，將其列爲某些詞語或短語最早的用例之一。英語中的intercession（代求）、beautiful（美麗的）和brokenhearted（傷心的），都出自丁道爾之手。今天，人們使用耳熟能詳的英語說法時，引用丁道爾的機會，比引用莎士比亞還多。例如，「時代的徵兆」（the signs of the times）、「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a law unto themselves），以及「世上的鹽」（the salt of the earth）。
無論對丁道爾還是莎士比亞而言，出色的語言都不是附屬品，而是作品不可或缺的核心。文字的光彩，使內容的偉大得以彰顯。這讓我想起一位出演莎士比亞戲劇的女演員在電視訪談中說過的話：「你需要的不只是一個可演的角色，還需要那些台詞。」莎士比亞的文字兼具真實與美，丁道爾的新約譯本也是如此，這正是我們在今年這個週年紀念中所珍視的。但丁道爾新約中的話語，不只真實而優美，更是永生之道。
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No Tyndale, No Shakespeare』: How the Bible Made Modern 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