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決定向一個鄰國使用俄羅斯的武力，這一做法讓政治家和學者們感到震驚，他們一直在尋找描述這一侵略行爲的恰當詞語。「我以爲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對這種行爲說不的世界，」約翰·克里（John Kerry）吐槽道。其他評論也表達了類似的困惑，例如認爲普京的思維方式是「中世紀的」、俄羅斯的行動顯得「落後」，或「原始」和與「時代」脫節。

拜登總統借用了喬治·W. 布什總統和其他人的靈感，聲稱「自由、民主和人性尊嚴」是「比恐懼和壓迫強大得多的力量」。他說，這些是經久不衰的價值觀，永遠不會被暴君撲滅，也不會被入侵的敵人抹去。

啓蒙運動的末世論

在對入侵烏克蘭的茫然反應，以及相信自由將獲勝的西方領導人的高談闊論中，我們看到了啓蒙運動帶來的末世論：認爲自理性時代以來，世界一直在沿著人類文明進步的軌道前進——包括技術和道德，所以未來的日子會更好、更自由。

但這其實是一個迷思，它一直都是一個迷思。

爲什麼這麼多政治領袖說得那麼簡單，好像一個更好的未來變爲現實指日可待，好像日曆本身可以幫助推動「中世紀」進步一樣，好像時間的前進能夠確保我們走向更複雜和文明的高度一樣？因爲啓蒙運動對「進步」的信念是不可動搖的。

這種通俗的進步觀常常在日常話語中蔓延開來，這與我們這個時代的各種道德和倫理窘境有關。當人們說「現在我們生活在21世紀」或「我不能相信這種事情發生在我們這個時代」時，他們隱含認可了啓蒙運動的歷史觀，並假設其他人也認可了它。否則，如果不是因爲人們對過去、現在和未來以及什麼是進步有類似的看法，光講所處的時代怎麼會有意義呢？

啓蒙運動和「輝格史」

康德認爲，在啓蒙的光照下，進步是人性發展的主線，人類的「正確命運」就是要看到進步的發生。這種對把進步作爲人類命運的信心其實建立在對過去的扭曲看法之上。

一旦你把過去歸於黑暗，並把自己定位爲帶領人類走向光明，你就會傾向於扭曲那些不符合你對世界發展方向的歷史。而這正是啓蒙時代的歷史學家所做的。他們「像看鏡子一樣看著過去，從他們的歷史中提取他們可以利用的過去，」彼得·蓋伊（Peter Gay）寫道。啓蒙運動時期的歷史學家對資料的濫用變得如此常見和普遍，以至於人們用「輝格史」（whiggery）這個詞來描述這種極端的歷史修正主義。

當然，「輝格史」要發揮作用，它就得迴避或忽視反駁觀點。啓蒙運動的這一觀念在面對「進步」帶來的種種悲劇時，就遭到了許多挑戰。

• 20世紀初，全世界的領導人都相信技術進步會帶來一個和平與繁榮的新時代，但他們其實見證了人類歷史上最血腥的世紀。
• 布拉格之春——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起義和對極權主義的抗議——是一個奇蹟，但很快蘇聯和其他華約組織成員國入侵並鎮壓了改革。再過二十年，自由才在東歐重新出現曙光。
• 直到今天，天安門廣場上學生的勇敢仍然在激勵著我們，但這一事件在中國已遭到廣泛遺忘，中國對維吾爾人的壓迫持續至今，中國領導人對香港和台灣的威脅正在成倍增加。

「輝格史」並沒有消失。服事自己利益的歷史修正主義也是20世紀40年代末羅馬尼亞共產主義革命者揮舞的有力工具，他們聘用歷史學家們來證明該國早期的進步和正義努力是獨裁帶來的好處。而今天，普京正在進行他自己版本的篡改歷史，作爲入侵的理由。

啓蒙運動末世論的動搖

作爲基督徒，我們對俄羅斯篡改歷史的反應不應該基於啓蒙運動末世論，那種進步觀更多地是歸功於康德和黑格爾，而不是耶穌和保羅。

像九一一恐怖襲擊、ISIS的崛起，以及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這樣的世界事件，反而應該引起人們對我們社會不加批判地採用啓蒙運動末世論的質疑。無論我們如何解釋，世界都沒有像啓蒙運動末世論所說的那樣在不可避免地朝著進步的方向攀升。

不，聖經給了我們對歷史和未來的不同看法。我們不是在向自由和民主規範的烏托邦攀登。我們發現自己身處一個充滿戰爭和戰爭謠言的世界，一個福音向前推進的屬靈戰場，以基督已經復活並將再次降臨的驚人現實，這應當顛覆所有對歷史和未來的敵對觀點。無論我們看到世界上發生了什麼，我們都要帶著信心、希望和愛在神對教會的應許中前進。我們宣揚基督、使人成爲門徒，並在各國宣教，所有這一切都著眼於基督再來審判活人和死人的那一天。這就是我們的命運，而不是黑格爾的時代精神。

切斯特頓在將近一個世紀前寫道，這個世界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那就是它搖擺不定。而生活在這個搖擺不定的世界上，基督徒的盼望理應具有獨特的形態，我們應當扎根於神和祂的應許。因此，我們可以充滿信心，不是相信我們自己的努力會帶來一個特定的未來願景，而是相信上帝會恢復祂的創造，使世界恢復「正常」。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作者博客：Putin, the West, and the Myth of Prog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