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本篤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戲劇性地宣佈退位後，來自阿根廷的豪爾赫·馬里奧·貝爾格里奧樞機（Cardinal Jorge Mario Bergoglio）當選新任教宗，尊號方濟各。當時的羅馬天主教會正深陷泥潭：性侵醜聞不斷、財務腐敗頻發、媒體口誅筆伐、民眾信任崩塌。BBC駐梵蒂岡記者大衛·威利（David Willey）在《方濟各的承諾：人、教皇與變革的挑戰》（The Promise of Francis: The Man, the Pope, and the Challenge of Change）一書中道出了教會內部的普遍期待——大家都期望這位「從世界盡頭走來」的教宗能力挽狂瀾，給教會帶來改變。
新教宗以雷霆之勢掀起改革風暴：他胸前只佩簡樸的銀質十字架，堅持住在聖瑪爾塔（Santa Marta）招待所的普通客房；他說話像鄉村神父般平實親切，待人接物毫無架子；他打破教廷慣有的外交辭令，講話直截了當；更在牧靈實踐中大膽革新——爲同性戀群體祝福，允許離婚再婚者領受聖體。
然而改革之路並非坦途。《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羅斯·杜塔特（Ross Douthat）在《變革教會》（To Change the Church）中指出，方濟各的神學改革引發了嚴重分歧。傳統派人士強烈反彈，他們認爲教宗推行的新政，正在消解以傳統教義和禮儀爲代表的「羅馬特質」。雖然羅馬教廷的神學家們不敢直接指斥教宗爲「異端」，但私下無不擔憂：過度的「大公主義」會侵蝕教會的「羅馬性」。
這場轟轟烈烈的改革最終陷入爭議漩渦。方濟各任期伊始萬眾期待的復興景象，到其執政晚期竟演變爲進退維谷的困局。
方濟各的神學背景頗爲獨特——他來自阿根廷，未曾接受過系統的神學訓練，也非傳統學院派出身。但甫一上任，他就對教會內部因循守舊的風氣、僵化的傳統框架，以及神職人員的官僚做派表現出強烈不滿。他刻意採用更貼近民眾的牧養語言，並推行「多棱鏡」（polyhedric）式的思維方式，徹底摒棄了以往自上而下的命令式作風。
在方濟各的神學世界裡，充滿諸如「民眾神學」（theology of the people）、「宣教皈依」（missionary conversion）、「慈悲」（mercy）、「眾議精神」（synodality）、「生態皈依」（ecological conversion）以及「友愛共融」（fraternity and brotherhood）等理念。這些術語並非全是新創，有些本就存在於天主教傳統教義中，但經他重新詮釋後，都被賦予了嶄新的內涵和特殊的分量。
此外，他成爲世界宗教在移民、環境與和平等議題上的代言人，但在保護胎兒生命等議題上，他的立場則相對低調。
方濟各的所有改革理念都基於他對宗教對話的獨特理解——他更重視精神共鳴而非教條之爭。
在探討基督教合一運動時，他曾提出一個著名策略：「把神學家們都送到孤島上去辯論吧，我們其他人只管攜手前行。」對他而言，神學爭論近乎浪費時間。他倡導的普世教會主義是「同行、同禱、同工」的實踐之路，而非追求教義統一的紙上談兵。這種「靈性普世主義」的立場，使他能夠同時與自由派新教徒、福音派、靈恩派、東正教徒乃至非基督教群體展開對話——他對「合一」的追求早已超越基督教範疇。
方濟各強調人類共同體的團結，而非狹隘的教會甚至宗教界限。2020 年，他發佈關於普世友愛的通諭《眾位弟兄》（Fratelli Tutti），這份具有最高教導權威的文件昭示：羅馬天主教的包容性應建立在共同人性基礎上，而非僅限於皈依基督的信徒。他經常與穆斯林及其他宗教領袖共同祈禱，踐行這一理念。
方濟各始終強調包容而非固守傳統。他主張教會對待離婚再婚信徒時，不應拘泥於傳統禁令的「字面規定」，而應秉持包容的「精神實質」，根據個案情況尋求接納之道。這一思想集中體現在他 2016 年發佈的家庭勸諭《愛的喜樂》(Amoris Laetitia)中。
在羅馬天主教「羅馬性」與「大公性」的歷史張力中，方濟各強力推動了後者——他不斷拓展教會傳統邊界，試圖構建一種更具包容性的、「流動」的羅馬天主教形態。正如當代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所言，這種「液態現代性」特徵正在重塑千年教會的面貌。
方濟各似乎倡導一種具有「流動性」的羅馬天主教模式。
要理解他的改革，必須將其置於天主教內部「羅馬性」與「普世性」的歷史張力中來審視。方濟各大力推動羅馬教廷的「普世」議程——以更開放的姿態擁抱所有人，接納多元價值，不斷拓展教會傳統的邊界。
方濟各推動的「變革」能否在繼任者手中延續？2023 年從蒙古返程的教宗專機上，方濟各透露了屬意的接班人——雖未點名具體人選，但他提議下任教宗可採用「若望二十四世」（John XXIV）的尊號。
這位改革派教宗已爲未來選舉奠定基礎：在其 12 年任期內，他任命了樞機團 75%的成員，絕大多數都是志同道合的改革支持者。爲何鐘情「若望」之名？上世紀「善良教宗」若望二十三世（John XXIII）以親民謙和著稱，更在 1959 年發起改變天主教命運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1962 年正式召開，會期中若望二十三世逝世）。
梵二大公會議堪稱現代天主教的分水嶺。在這次大公會議上，羅馬教廷首次弱化了其數百年來固守的「羅馬特質」（如等級制度、嚴格遵循教義、服從教會權威），轉而強調「普世性」追求（如包容、接納、融合）。方濟各視自己爲梵二精神的踐行者。若出現一位「若望二十四世」，很可能延續這種在普世教會運動、宗教對話及社會關係中促進友愛共融，同時維繫天主教團結的路線。
方濟各推動的變革並未使羅馬教會趨向「福音派」化。他成功讓教會更具「大公性」，削弱了「羅馬性」，卻未增強其「聖經性」。無論繼任者何人，回歸聖經的改革訴求始終不會過時。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Francis (1936–2025), the Pope Who Made the Roman Church More 『Catholic』
